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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与政治:四十世纪中黄炎子孙民共和国医学的经历与理论”国际学术研究讨论会综述
2020-02-03

开幕式

冯宪光,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对象的真实状况只有在复杂关系的对象存在中才能得到本真性阐释与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一元本体论以对象性存在的多种形态为其存在方式并以此贯穿、展现自身的存在。20世纪西马文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元化本体论思想的指导下,展现出人类学文论、意识形态批评文论、艺术生产文论与政治学文论等四种具体的理论形态。这四种理论形态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其进行新的理论阐释与建构活动的结果。在结合历史与现实文化思想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与流程中,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的主要逻辑架构体系与空间性的具体存在形态,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扎实基础与敞开的发展前景。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马文论/本体论/理论形态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本身是对马克思文艺思想的继承,同时又是对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新的理论建构。马克思本人甚至恩格斯都没有说过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是后人对马克思的理论遗产进行理论阐释和建构活动的结果。本体论是哲学和美学理论的出发点,是对研究对象的存在本质和存在方式所作的直接正面的回答。哲学的对象是自然、社会和人;美学的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文艺理论的对象是审美的文艺活动。这三者有联系也有区别。哲学本体论指导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本体论。从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到列宁、斯大林,都从一元论的本体论出发,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本体论,都是一元论的,都是唯物的、实践的、以社会存在为根本本体的本体论思想。从本体论的这个基本结论出发,也可以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但是,把本体论理解为一个基本结论,在当代世界的理论发展中就显得很不够。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代科学认为,真实对象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人类可以得到的惟一实在惟一的客观实在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也存在于复杂的关系之中,离开了这些在复杂关系中的对象存在,不可能说明对象存在的真实状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元论的本体论指导下,应当对对象存在本体的多种形态做深入研究。 如果我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多样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就可以看出,20世纪存在着四种主要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且在一元化本体论指导下可以从本体论复杂关系中发展出本体论的具体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向的是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审美和文艺作为人类普泛的实践活动,也是与人类共生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之间在人类学上存在着共同点。人类学可以构成理解马克思主义从一元化本体论出发对文艺进行研究的本体关系的连接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文艺理论,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的一种形态。同样的情况,在政治学、意识形态理论和经济学上也存在。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学说,它指向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政治的维度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一个环节。马克思主义把文艺看作为受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这个论断和观察视点也是本体论的,也是本体论的一个关系层面。而经济本来是社会的基础,但是文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渐商品化乃至全面商品化,文艺及其生产过程和流行机制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经济现象的文艺,理应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艺术生产的维度去研究。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本体论指导下,根据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的发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析了当代社会的审美和文艺存在的本体论的四种基本关系,形成为四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态。 逻辑与历史在方法论上是统一的。四种形态的基本立足点,在马克思的原创性著作中有明确论述。这是四种形态建构的基石。而20世纪新的社会和文化实践提出了人类学、意识形态和经济-艺术生产等问题,提供了建构四种理论形态的契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能够回答当代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新实践和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体论提供了新的丰富形态。这些形态同时又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四种理论视点,规范和引导理论的发展。目前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总体上是在做历时性的叙述和阐释,甚至是传记式的评介,还缺乏宏观、整体的共时性关系的论述。我们在理论的视野和思路上,采取“问题-视点”的分析方法,从本体论角度归纳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要对象性关系,希望在这方面有所超越和突破。 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论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人类学等多方面的对话,人类学既指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又指20世纪其他哲学人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中具有人类学色彩的东西。这种交融在不同的理论家的论述中体现为不同的变体。 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在于把人的本质视为“一种社会的、有意识的自然存在物”(Márkus 16)。这种存在物与动物构成区别,是一种追求自由的个体。但是马克思并非抽象地审视人的超验本质,而是把人的本质赋予社会与历史的意义。因此,马尔库塞认为“如果把人类学理解为一种对‘人类本质’的一种答案,对‘人本质是什么’的一种尝试性解决,那么就有一种马克思的‘人类学’,只是它不抽离历史……”(Márkus 40-41)由于马克思理论的社会与历史的视角,它必然为侧重经验研究的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的借鉴打开通路。马克思对人的三种形态的论述具有丰富的人类学意义,明显体现出文化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的结合,体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人类学的特色。马克思晚年对文化人类学的重视以及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方面的发展都与马克思理论本身对历史性的重视紧紧相关。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论的目的是解决人的存在的事实与价值这一困境问题。这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问题,也是一个美学本体论问题,因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就是一种审美的追求。马克思审美人类学在学理上的这种深层次的合法性为后来的阐释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论不同程度在马克思这一未充实的框架中获得创造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论重点在于解决“在社会的进程中,艺术的功能是什么?‘审美’能力的物质和生物基础是什么?艺术与人类劳动的关系是什么?艺术如何与神话、仪式、宗教和语言联系起来,它的社会功能是什么?”(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110)等问题。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论中,不少学者从劳动、经济,尤其是原始社会与现存的土著部落的研究中获得实证材料,并依据当代生物学、心理学、系统论等科学理论来阐释艺术与审美意识、审美能力的起源与发展,从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到考德威尔的《幻想与现实》、卡冈的《艺术形态学》等著作不同程度地代表了这种倾向。但各自的侧重点不一样,普列汉诺夫侧重于社会劳动与游戏,把人的生物基础与物质基础结合起来考察起源问题;考德威尔把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的本能理论、幻想理论与原始宗教仪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卡冈从系统论与文化理论、神话资料来探寻艺术形态、种类、样式、体裁的起源与发展,而卢卡奇从巫术操演活动中探讨产生模仿艺术形象的最初冲动。在起源探讨方面,对文化与语言的重视值得注意。这种倾向既与20世纪的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紧紧相关,又拓展、深化了对艺术起源的思考。在考德威尔对诗歌起源的语言的考察,巴赫金对狂欢节日语言的分析、杂语的重视、神话语言的权威性的意识形态性的批判等均有显著的表现。不过,总的说来,对起源的思考大都离不开社会、经济、劳动的视角。尽管如此,他们看到这些与艺术、审美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通过社会心理、文化等中介因素相关联的。因此,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论对起源问题的思考并非停步不前,它在接近艺术本身特性的起源研究中事实上推进了艺术本身的研究。 在艺术与审美的功能方面,他们在原始艺术与现代艺术方面,从社会与个体层面探讨了审美艺术的功能。在原始社会,艺术是集体性的,其主要功能在于整合与组织个体,使个体社会化,以利于原始人类生存。普列汉诺夫看到艺术的功能在原始社会首先服务于纯粹实际的、功利的目的,同时又涉及到劳动节日、战争、男女之性诱惑,情感的发泄。考德威尔结合心理学的本能理论对原始艺术的个体功能的分析是较为具体的。卡冈对艺术功能的探讨更为全面,从艺术对社会、个体、文化、自然以及艺术本身五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卢卡奇对艺术的反拜物化功能以及对人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识到艺术这种同质媒介的重要性。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论还建构了颇有影响的审美文化理论。应该说,这方面最富有创造性。其杰出代表就是巴赫金、威廉斯、哈贝马斯。巴赫金从原始节日、民间文化中追寻到一种狂欢化的民主而自由的精神,其中充满对话与复调。正是凭其文化、人类学的资源,加上他的哲学人类学的提炼,其为解读拉伯雷、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小说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文学的文化批判找到了切入口。威廉斯从文化人类学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在探讨文化的概念、共同文化的理想时,均把人的存在的经验事实与政治民主的参与很好地参合起来。并且他结合文学创造,提出了富有人类学意义的情感结构理论,这对文学作品的解释提供了一种文化研究的新方式。哈贝马斯在原始人类的社会劳动中捕捉到交往理论的萌生状态,并且在人类学的基础上,充实了他的交往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到列维·布留尔、列维·斯特劳斯、马林诺夫斯基等大量文化人类学家的成果,其奠基的四大社会学家(注:指杜克海姆的社会统一理论、米德的自我与社会理论、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与帕森斯的体系结构理论与文化阐释理论。)的人类学背景也受到极大重视。同样,他的交往美学也没有脱离哲学人类学的价值规范。因此,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思想事实上要挖掘文化领域的潜在力量,它涉及到人类的现实存在,更关注人被文化压制而寻求解放的努力。这必然涉及到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融合。在20世纪后期以来,伊格尔顿与杰姆逊对文化研究尤其是对后现代的文化研究的重视均离不开这种视角。文化是人类学家的研究领域,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事实上也就是一种审美与政治的范畴。本·阿格尔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的阐释也是如此。文化是当代展开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新的领域,也是一个有力的武器。他的身体美学的理论正是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最形象的体现,包蕴着丰富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在后现代时兴的文化政治或者身份政治、身体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人类学、美学的凝结,与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关系。 在20世纪,由于人类学视角的切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愈来愈脱离教条式的宣讲,而本着马克思的精神实质来建构与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些人类学家通过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论认识到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价值,对马克思的借鉴是十分显著的,有学者看到:“根据资本主义理论而推断出世界秩序观点,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第三世界,都依然是人类学家从事研究工作的通用知识资产”(马尔库斯费彻尔125)。就美学而言,一些人类学家把马克思以及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阶级理论、经济理论、意识形态等理论运用到他们的研究对象上,形成了对原始艺术、族性美学、性别美学等特色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介入,传统的艺术人类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开始关注审美现象的权力、意识形态、性别、阶级等因素,从而逐步形成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文论或者审美人类学。 从马克思理论本身,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论的逐步丰富以及20世纪后半期人类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论日渐成熟。它力求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把学术与政治,美学、人类学与政治学融合起来,体现出跨学科研究的显著特色。它在解决审美与艺术的一些根本问题,在整合当今的学术潮流,在揭示当代人的存在与价值方面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无疑这种研究也对传统的资产阶级美学文论研究构成了挑战。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文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文论指从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出发,对审美、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进行论述的文艺理论形态。马克思把艺术等精神文化看作是受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本体论重要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审美和文艺论述的理论立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建构中都可以看到,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是不可回避的。这几乎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分界线。 西马文论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批评,关键在于对“形式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form)的辨认,因为只有通过这个中介环节,才可能切实地把握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与其现实语境之间的动态关系。这“既避开了关于文学作品的单纯形式主义,又避开了庸俗社会学。这里的关键是,有可能发现生产一部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正好就刻写在它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观点的变换、韵律的选择或修辞的策略里”(Eagleton and Drew 11)。如“卢卡契将在叙事方法的分崩离析中追索资产阶级迷失历史方向这一现象的根源,而瓦尔特·本雅明将在波德莱尔诗歌的感知策略中探查出巴黎众生的看不见的存在。卢西恩·戈德曼将从拉辛和帕斯卡的作品里发掘出把他们与一个过时社会阶级的命运捆在一起的一种永久的范畴结构,而泰奥多尔·阿多诺则在现代主义艺术作品的冲突和破碎的特征中,看出抵制意识形态束缚的痛苦和经济的商品化终归只能是自我挫败”(Eagleton and Drew 11)。此外,巴赫金、戴勒·沃尔佩、萨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也有相当重要的同类研究。 卢卡契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始就提出了对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性的研究,从而开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意识形态批评的新传统。这来自于他的“总体论”思想:“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76)。总体论思想提升了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使文艺等意识形态并不简单地成为经济基础的被动、消极因素。“有理由把意识形态形式看作也是人们借以意识到日常生活充满的诸多问题并力求把它们克服的手段”(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488)。他的著名的“现实主义的胜利”观,是对文艺于意识形态关系的深刻解说。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等著作中,巴赫金把文艺学归结为意识形态科学这一广泛学科的一个分支,从对意识科学的一般原理的探讨过渡到对文艺学的一般原理的探讨,精辟地论述了文学艺术作为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性所在,以及从这种特性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巴赫金的观点影响7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理论上有许多独创性的观点。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人们在生存世界中的表象体系。他对科学、意识形态和艺术关系的辨析,有深刻意义。但他没有找到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阿尔都塞的学生马歇雷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答案:作品与居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一种一致的关系,而是一种异己的关系,从而使自身呈现为一个离心的结构。伊格尔顿走向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即主张意识形态在主观经验构成中的作用),但他又不同意阿尔都塞所认为的文艺本身不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提出意识形态是“为我们的事实陈述提供信息和基石的隐蔽的价值结构”。他认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文学通过审美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一般意识形态以及文学生产方式这几重中介而与作为终极背景的物质生产方式发生复杂的关联的问题。本雅明从艺术生产的角度,把文艺创作的技术手段看作为生产力,这个观点用以分析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则得出艺术的内容不是由意识形态倾向决定而是由艺术的技巧所决定的结论。据此,本雅明主张用“文学倾向”的概念来取代“政治倾向”的概念。由此他肯定了现代主义艺术。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文论有一些具体的各种方法及实践值得讨论。当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制约整个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角度把艺术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时,他实际上也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文艺意识形态批评的总蓝图。对于这个总蓝图,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基本原理上去进行理解的,从大的方面讲这本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庸俗马克思主义之机械而粗糙的做法已经败坏了这个基本原理的名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局部到整体的更为细致的批评策略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个基本原理的辩证认识。这当然不是说每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展示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法,但如果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这样一个近乎完整的意识形态批评思路或许就得以显示出来:文本(内容及其形式,尤其是形式)—世界观—阶级或集团意识—文化革命。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环节上予以展开(这三个环节并不截然分开,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在“世界观批评”环节,关注的是主要从文本与作者世界观的联系上去建构其方法及进行实践的批评,进入考察视野的将是卢卡契的总体意识批评、萨特的“存在的精神分析法”和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批评;在“阶级或集团意识批评”环节,关注的是主要从文本与阶级或集体意识的联系上去建构其方法及进行实践的批评,进入考察视野的将是巴赫金关于拉伯雷小说的“狂欢化”批评、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及现代艺术阐释、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和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批评;在“‘政治无意识’学说”环节,关注的主要是从文本与作为终极视域的生产方式的关系上去建构其方法及进行实践的批评,从目前来看,似乎只有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才能进入这个考察的层次。在这个考察中,上述其他批评方法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再审视。通过这三个环节的批判性考察,试图寻找到一种能够沟通韦勒克所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总体性批评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文论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文论其实是把马克思关于艺术作为一般社会生产的思想,融入艺术社会学,研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生产的性质、特征、过程、结果,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艺术生产如何实现意识形态和审美文本的结合,如何科学地阐释作品的意义,以及艺术产品在社会中流通、消费产生的社会意义等问题的文论。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文论首先是由布莱希特和本雅明所开创的。它建立在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特定理解上。柯尔施强调从《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呈现出从哲学到经济学的轨迹,马克思思想的要义在于要改变社会必须首先改变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这一思路开辟了一条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布莱希特的“生产美学”在两种意义上论述了艺术生产含义:其一,认为艺术是一种生产,不仅是一种理性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改变现实的实践;不是对世界的反映,而是对世界的改造和建构;既是一种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同时也是一种行动。其二,艺术是一种生产,意味着艺术具有某种直接的与物质生产相类似的内在结构,劳动工具有着重要意义,在艺术生产中,艺术技巧决定着生产的成功与否。艺术生产具有一种集体性和民主性。艺术家由此不再是孤立的创造者,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参与者,艺术作品也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它期待着读者或观众的参与。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和陌生化,是其“生产美学”的具体体现。布莱希特“生产美学”首开从“经济”角度看待艺术和文学的道路。艺术生产思想是本雅明思想发展中期这一阶段的产物,是本雅明美学政治化思想的产物。本雅明认为技术并不具有必然的进步性,法西斯主义利用技术手段来维护既定所有制关系,无产阶级将利用机械复制技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本雅明的文论思想与布莱希特的“生产美学”相结合,强调艺术生产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一部分,以及艺术生产和接受的群众性和集体性,从而强调了艺术的政治功用性,又克服了早期由批评康德认识论的狭隘性而导致的否定工业技术的倾向,转向强调技术本身所具有的解放潜能,以及技术的否定性作用是由于统治阶级对技术的误用。由于受到布莱希特史诗剧以及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本雅明强调工艺技术对于艺术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史诗剧对于工艺技术的大量使用,如灯光投影、电影片断等,使艺术的技巧突破了传统“美学”的范围,而与大规模社会生产的技术联系起来。《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的文学生产思想、《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的技术进步主义以及《拱廊街计划》的“辩证形象”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联系。本雅明对布莱希特的“生产美学”所作出的重大推进是将社会生产技术与文学艺术的技术联系起来,从而使作为生产的文学与整个社会生产具有直接的交叉点,这是本雅明文学生产力思想的基础。 其次是阿尔都塞、马谢雷和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论。这种文学生产论建立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上,坚持文学是对意识形态的生产。阿尔都塞改写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认为每一社会结构(阿尔都塞称之为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包括三个层次: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每一层次都具有相对独立性,每一层次都是一种实践行为(注:参见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139。还可参见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59。),是在物质生产的意义上,即通过劳动,并运用劳动工具对原材料的加工和改造(注: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156—164。),这样,意识形态的实践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也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生产。马谢雷的《文学生产论》强化并扩展了阿尔都塞的这一基本思路。文学通过其形式机制对意识形态材料进行加工,在此生产过程中,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边界和限制。文学通过其形式机制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作为社会潜意识的意识形态,在文本的断裂和空缺中,显示了其症候,通过对此症候的阅读,我们才能看到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和马谢雷的意识形态生产论显然不同于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生产论。其一,它们是不同时代的产物。阿尽管强调后期马克思思想,反对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与柯尔施的激进主义相反,阿的重点在认识论,即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阿强调意识形态没有边界,只有后期马克思作为科学才能从外部认识意识形态。布莱希特和本雅明认为文学作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具有能动地改造社会的积极作用,而马谢雷的生产论则认为艺术通过其形式结构,从内部展示了意识形态,使我们能看到或者说以一种近似于科学的方式感受到意识形态,文学并不能颠覆意识形态。因此,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目的是行动,马谢雷的目的是通过对文学生产规律的掌握,建立一门严格的文学批评科学。其二,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生产论,坚持对文学的形式结构进行变革,坚持将文学技术与社会生产技术联系起来,而阿尔都塞和马谢雷的意识形态生产论,对于文学形式的观点则潜藏着唯心主义的危险。 伊格尔顿为了避免他们文学生产思想中的形式主义危险,吸收本雅明以及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建立了一种能够综合处理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和作为物质生产的文学的文学生产论。从马谢雷的文学生产论中所发现的危险,正是他自己的文学生产论所努力的方向。他把本雅明的文学生产论与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等同起来,认为后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将文学生产作为一种物质生产,由此文学作品的物质性必须与其意识形态性结合起来,而文学形式被视为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是历史的。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是历史的必然中介,或者倒过来说,历史是意识形态的终极视界,正如对于詹姆逊历史作为“真实界”,是政治无意识的终极视界一样。其次,晚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思想即《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供了将意识形态生产作为物质生产的可能性。在晚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思想基础上,伊格尔顿得以将本雅明的文学生产论、雷蒙得·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以及马谢雷的意识形态生产论加以综合,从而提出自己独特的文学生产论,在《批评与意识形态》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范畴中,既包括了物质生产,又包括了意识形态生产,伊格尔顿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 70年代以后,艺术的“商品化”与商品的“艺术化”成为当今资本主义最普遍而又熟视无睹的现实。世界成为一个由商品构成的无穷的审美幻象,人们再也无从察知幻象之外的现实,这是后工业社会的完美的罪行。如何揭示“人工制品”自身的历史构成性,如何展示艺术这种最典型的“人工制品”与资本的隐秘关系,如何在文化斗争中寻找到革命的契机,或者保持一种革命所必需的阶级主体性,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任务。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主要是指其政治理论、政治指向在文论领域的展开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解放的理论,它的实践指向性是政治斗争。同时又因为共产运动是解放全人类的斗争,这种解放是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解放。文化、审美、文学艺术就是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又密切关系的领域,因此从政治斗争角度来认识社会的文化、审美、文艺的状况,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特殊的视角。 这种视角不能简单化为一种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入侵。由于现代社会政治利益和行为的普泛化,审美和文学艺术在许多时候都与政治的功利诉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康德认为“纯粹美”是非功利的,而现实存在的大量“依存美”则是有功利的。审美和文艺的功利性包含政治功利。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功利诉求角度审视审美和文艺,是符合实际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文论也不是简单和僵化的理论,也有丰富的内涵和多样形态。《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的政治方针、政策的具体、微观指向,和坚持共产主义运动未来、长远、根本目的和利益的宏观、总体指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的两个主要思路。 这两种思路在具体的理论家那里有结合和交叉。而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来,在20世纪早期各国共产党的领袖在领导各国革命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比较主要地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政治的近期目的来要求文艺服从党的中心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在论述文艺问题时已经提出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十月革命前,列宁把它概括为“党性原则”。由于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中遇到了政治斗争严峻挑战,列宁和斯大林着重于在苏联发展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文艺。斯大林、日丹诺夫等的文艺思想,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方向的规定,是苏联时期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苏联20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文艺理论的主流形态是政治学文论,其代表理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的主要成绩是用工人阶级的政权领导,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联系的主要思想,比如“文艺应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表达工人们的普遍情绪”、“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人要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家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等等,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的长远目标与审美、艺术的相关性比较忽视,排斥了许多不能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要求的文艺实践和理论活动。比如对20世纪西方文学观念发生深刻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探讨的实践,没有能够在苏维埃政权支持下得到发展。 以苏联六十年代以前文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是在政党领导下进行建设和发展的。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文论的发展动力机制。而在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中,也有非政党领导的学者理论形态。这一传统从20年代西马的崛起就开始了。葛兰西在法西斯的监狱中,在脱离政党领导的语境下,根据无产阶级政治的长远要求,提出了建立“民族-人民文学”以实现工人阶级的“文化霸权”的一系列主张。葛兰西指出,“在统治阶级的权力主要靠工人阶级经过选举予以承诺的那些国家里,有必要对原来被认为于革命斗争只有外围意义的组织和手段给予新的估价”。苏联政治学文论的思路是把武装夺取政权而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视为无产阶级政治的惟一正确的政治道路。葛兰西、卢卡奇等开创的西马传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作了宽泛的解释,开拓了政治学文论的多元化发展局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政治指向主要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全面异化,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批判是引人注目的,本雅明关于“艺术政治学”的革命要求,马尔库塞关于艺术是革命的解放承诺的论述,萨特关于“文学介入政治”的呼吁,都是196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的主要代表。这些理论家还把政治批判的锋芒对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批评其漠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种种弊端,在文艺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要求提出质疑。 1968年“五月风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强力式的革命风暴、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式日渐隐退,而代之以对日常生活异化形式的全面文化批判,以争夺文化霸权为目的,在知识领域进行政治批判,扩大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领地。阿尔都塞和雷蒙·威廉斯把文学艺术、审美和文化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实践,而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那样让文化服从于政治。“一切文化都充斥着政治价值;同时也必须坚持说,这些政治价值作为意义是文化的”。这一新的观念开辟了文化批判、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文化政治”的战场。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文化视野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得到深入发展。这一发展又与西方学术界对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接轨,融入新兴学术潮流,形成为当代西方的学术显学。 有突出影响的是英国的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政治学、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政治学和美国的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政治学。有三个核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阶级、种族和性别。政治的中心问题是权力关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种族和性别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在文化中的突出表现,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热点。七十年代伯明翰中心推出《工人阶级文化》等一系列以阶级作为论述中心的文论著作。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异军突起,这些批评流派本身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活跃在这些流派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坚持举马克思主义之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集体”成员的卡普兰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具有重要影响,阿赫默德坚持对后殖民文化做阶级关系分析,反对把阶级矛盾隐没在种族矛盾之中,成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中坚。九十年代以后审美和文化通过现代传媒全面商品化,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批评矛头指向审美和文艺中充斥的文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斯特利布拉斯和凯尔纳捍卫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把它创造性地运用到对当代文化消费符号的研究之中。 在当代文化政治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大量运用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思想普遍出现在文化政治研究的文本当中。有些作者并不认为或者并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为“文本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赛义德的文论就被马尔赫恩选入《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文学政治学、文化政治学在当代世界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引用作品 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 [Eagleton, Terry.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Trans.Liu Feng.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7.] ——:《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The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ros in History.Trans.Ma Hailiang.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9.] Eagleton, Tery, and Milne Drew, eds.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6. 戴维·莱恩:《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艾晓明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Laing, Dave.The Marxist Theory of Art.Trans.Ai Xiaoming, et al.Changsha: Hunan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1987.] 列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Lenin.Karl Marx.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1.Beijing: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197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Lukács, George.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Trans.Du Zhizhang, et al.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白锡坤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 [---.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Vol.2.Trans.Bai Xikun, et al.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1996.] 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Markus, George, and Michael Fischer.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Trans.Wang Mingming and Lan Daju.Beijing: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98.] Márkus, George.Marxism and Anthropology.Trans.E.de Laczay and G.Márkus.Van GORCUM ASSEN, The Netherlands, 1978.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Mulhern, Francis, ed.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cism.Trans.Liu Xiangyu, et al.Beijing: Peking UP, 2002.]

钱中文主编

,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主办,苏州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的“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来自日本、美国,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等研究机构与高校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主持了开幕式。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王建力教授在欢迎辞中介绍,绍兴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现代的绍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今天的绍兴是一个古老与现代并存,宽度与深度并重的城市,绍兴文理学院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发展前景良好的充满活力的地方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学科,举办文艺理论会议可以促使该学科加快发展。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学对政治具有强烈的反作用。77岁的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首先指出“文艺与政治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随后又强调文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的附庸,文艺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的自由”,推动社会的发展。王元骧教授精辟的见解为整个会场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在随后的大会主题发言和小组讨论中,专家们围绕“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理论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经验”、“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的政治化观照”、“从政治角度重释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等话题进行了深度交流与探讨。

责任编辑:紫一

杨子彦 丁国旗 董树宝 贾一心编

大会主题发言

知识产权出版社

大会主题发言的第一场由浙江大学先生主持,安徽大学先生点评。

内容提要:《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与审美文化的转型》是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2008年度年会会刊,全面总结了建国六十年来,尤其是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收录了有关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美学、古代文论、少数民族文学等方面的论文数十篇。目 录:三十年间科学发展观与文学研究以人为本:文学发展和繁荣的灵魂新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及其理论意义的与时俱进——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回归历史研究,开拓文论研究的新境界革新一种思路——当代文艺学的问题域文学研究的学理规则分析论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开放性沦建设创新型国家视阈中的文艺理论创新问题论作品与文本西方知识与本土经验: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中国文学批评三十年从文艺社会学看中国文论三十年新时期语言批评三十年:回顾与反思新时期人性人道主义文学观的复活新理性主义与中国文论建设审美主义的勃兴和式微:20世纪80年代以降文论话语的转型文艺学范式的重构及其文化阐释文化批评的当代转型与文艺学的学科重建简论文艺创作反映论与文艺理论的实践创新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文化生态理解与把握世界中的图像与语言“新批评”派的“范例”及其历史意义镜像中的理论狂欢——现代文论话语的引进与误读中国文论研究的间性拓展跨文化视界中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当代艺术经济的研究视角活态文化及其对文艺学的挑战文论创新的“现代”资源——对中国现代人文主义文论的一种期望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文论资源的发掘与传承文艺学中形式范畴的语义分析新时期文艺理论界四“癖”之反思话题疲劳与问题转换——从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转向文学与社会意识结构关系研究身份认同问题三论新时期与新的生态审美观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美学的命运“审美文化史”的写作方法道言悖反与审美超越——道家语言哲学及其美学意义新探“审美文化”概念的分析从审美文化到消费文化——女众媒介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沟通与对话:审美文化与文学研究审美文化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转型期中国美学与审美现代性问题人文之维及其当代面对——文论美学三十年回望国外生态美学状况美作为一种更高的法则——论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的价值祈向谢林美学思想的现代性转向与反思消解与重构:罗蒂后哲学美学的双重文化追求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理论与中国文论两种传统西方原型批评的中国化及其与中国古典意象论的互通性弗洛伊德“升华说”对中国古代文艺创作观点的再解读我们缺少一个什么样的审美?——兼论中西美学对话的基础和前景解构理论视阈下中外文艺美学的对话与交流也谈“美从何处寻?”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对道拉起源故事中“通过仪式”的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失语·转换·正名——对古代文论十年转换之路的回顾与追问(高文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因”与“范式”(杨星映)“文,心学也”——中国古代的文学表现论(祁志祥)祈向多元——中国诗学解释学基本阐释向度论(李有光)比兴与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的建设(李健)植根传统对话会通——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王则远)试论“中国文论”的区别性(牛月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西厢记》文本的深层文化分析(樊宝英)《文心雕龙》的审美范畴对外来佛教语词的吸收和借鉴(普慧)浅析陶渊明诗中的“立功”思想(刘焱)王国维“隔”与“不隔”理论的感悟特质——撼悟诗学现代转型系列论文之一(欧阳文风)从整一多元看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彭书麟)试论“两种生产”对青海审美文化的影响(李景隆)-_诗态:民族精神的个体呈现(贾一心)-_说唱艺术对话藏族现代小说(刘玉丽)-_鲜卑诗人元好问文论思想中的民族基质(董平)土族女诗人李宜晴叹世嗟生类诗词探析(王宝琴)从民族作家个体意识辨析其文化身份——析扎西达娃的作品(张慧玲)……书 摘三十年间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陈飞龙研究员

钱中文

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创新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创新能力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标志,创新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由之路,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文化创新的根本动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极需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抓紧培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人才。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一个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引下,逐渐走一个物质文明急剧发展、精神文明不断需要提升的时代,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

而后河北师范大学教授与日本国德岛大学教授从个案入手阐述了自己关于文学与政治的见解。

我国文学理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活力和学术发展的空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已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共识。“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代性的追求为动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充分立足于本土,在现代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广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资料中的有用成分,鉴别创新,形成了一种具有科学的和人文精神的、开放的、动态的、形式复合多样的形态。”[1]

1937年日军攻打上海,文化名人与进步青年纷纷出走,追随国民政府走向武汉、桂林、重庆;亦有人走向延安,走向香港。上海的话剧舞台上,主角们也频频出走,奔向远方。然而,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走,走不了,甚至有人逆向而来,如王文显、杨绛、张爱玲。

文艺理论如何实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看来有几层意思,一是解放思想,目的要使思想符合实际情况,要承认生活实践不断在发生变化,思想是需要不断解放、不能自我封闭,而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更新的精神现象,发展、更新永无止境。封闭的思想是存在的,可能它会活跃于一时,但是时间久了,不能跟随生活的变化而演变,就会变成墨守成规、脱离实际、失去么生命力的东西。或是人为地把生动的思想封闭起来,使它教条化,这就不是发扬它的光辉,而是使它走上穷途末路了。二是解放什么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解放原有的思想,已经不符生活实际的思想。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原则,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具体问题与具体思想则在各个不同时期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实际需要,改变其表达的形式而获得丰富。至于改革开放,就是改革各种不适应现状的制度、体制、思想、理论;就是开放自己,更新自己,使我们形成兼容并包的胸怀;就是开放中外古今,从中吸取各个方面的经验与长处,把它们看作建设我们文化的思想资料;同时开放学科自身,并在学科与学科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形成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

日本国立德岛大学教授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导下,大体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9年之间,文学理论从拨乱反正走向独立自主阶段。此时中外文学理论中的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文革中的独霸一时的错误的文艺思想被提了出来,受到激烈的批判;同时中断已久的外国文学理论如饥如渴地被大力介绍过来,促进了文学理论新形态的探索。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到世纪末之间,通过冷静的反思,在文化市场形成中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消极因素,从而引发了人文精神和新理性精神的倡导,和在文化研究的输入与大力影响下,努力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新形态,出现了理论著作多样化的实绩。第三阶段是新世纪开始至今,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消亡声中和“文化一体化”的讨论中,我国文学理论加强了本土化也即中国特色的进一步的探讨,继续文学理论多样化的建构。这个总体过程的各个阶段,相互交织,难以截然分开。它们的主要宗旨是,要使文学创作获得正常发展,使文学成为人的文学,使文学理论回归自身;进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形态,发展文学理论的多样化形态。

讨论了抗战时期话剧舞台上的两类戏,一类是从上海“出走”的作家的文本,一类是“滞留”上海的文本。无论对作者还是文本,都有固定的衡量标准,该标准是二元的,对立的,其文学传统及在政治上的意义都是不同的。

解放思想,首先要解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和政治关系问题,恢复文学与文学理论自身的身份,其次是恢复文学的灵魂,也即恢复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想,剥夺了文学自己的独立身份,使它失去了自身的灵魂,并且在文学理论中谈人色变,迫使文学理论走到文革时期的绝路的地步。

西南大学代迅教授

文艺和政治关系早在上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理论中就已提出,到了文革年代,文艺完全被等同于政治,使文艺与文学理论走向了极端荒谬的境地。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大讨论,触动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这条主导神经,所以次年年初,就有文艺是“工具论”还是“反映论”、“文艺正名”说等,展开了对文艺从属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质疑与批判。1980年初,邓小平提出今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说文艺不从属于政治,“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是发展的必然,是符合生活实际的。后来这一问题争论甚多,甚至有人宣称文学和政治无关,走到了另一极端。其实作家写作,可以不涉政治,不写政治,但是如果我们从创作的实际出发,大量作品往往既涉及写作者的政治态度,又涉及被写的内容中的政治生活、政治成分,因为整个生活包括了政治在内,都进入了文学创作,所以宣扬文艺与政治无关就缺乏根据。有的作家作品中的政治、道德倾向很浓,但是要求评论只谈谈它的叙事策略,这是缺乏充分理由的。由于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它的理论上的解决,在我国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机制而得以缓解的,后来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从中西美学的异同点来看这个问题。认为中西美学尽管存在巨大差异,但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状况。西方社会始终有着强大的宗教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观念却历来淡漠。西方思想传统以追求知识本身为目的,中国思想传统则以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为旨归。这些因素的作用给中西美学以深刻影响,和西方美学相同的是,中国美学以关注艺术的社会功利性始,和西方美学相异的是,中国美学以艺术的审美伦理化终。

和文学与政治关系具有同等全局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又一关键问题,则是文学中的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它们关乎文学艺术的灵魂。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发表的作品,描写的是人性被严重扭曲的现象,那时最早的优秀电影,表现的是政治的异化与人性的异化。文学呼吁人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与人道主义,呼吁人的本性的复归,弄清人与非人的界限。这一讨论在文学理论、批评中是自动发起的,后来哲学方面的学者也不断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特别是前者,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就引起了争论;四十年代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人性论问题进行了批判,认为人性只存在具体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或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五十年代教条主义的流行,使得描写人性问题成了创作禁区。鉴于文学作品对人的简单化的描写和庸俗化的理解,有的学者提出作家不能把人当作现成的工具来写,而应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写,于是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主张。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把人性观念绝对化,给主张文学与人性有着密切关系的学者、作家,戴上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人性,而后导致文革中出现一批文学、戏剧怪胎绝非偶然。八十年代初,在文学与政治关系讨论的推动下,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就提上了日程,实际上这是为文学招魂的讨论。人性、人道主义是文学的灵魂,文学不通人性,不具人道主义品格,也就不成其为文学。这一讨论使人们认识到人除了阶级性,还在其自身的历史交往、演化中,积累了共同的精神需求、心理、感情、审美意识等共同人性,它们是现实人的根本特征和现实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文学能不能描写共同人性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和描写的问题”[2]。只是由于后来这一讨论涉及政治异化,就被迫停止了。

大会主题发言的第二场由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先生主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点评。先后发言的有深圳大学庄锡华的《激进主义思潮与政治化文论》、上海师范大学陈伟的《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社科院博士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迷失》,以及绍兴文理学院教授的从比较角度作的《毛泽东的“两结合说”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是使人重新认识自己的一次启蒙,是恢复扭曲了的人,恢复人的本性,使其成为现实的真实的人,是文学思想的大解放,是使文学回归自身的重大举措。随着上面两个根本问题的被触动与在相当程度上的清理,促使人的审美意识发生激变,文学自身原有的种种问题立即活跃起来。七十年代末,有些学者就马克思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相互关系展开了论争,同时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文学审美特征问题、形象思维问题、艺术真实和艺术理想、感情与思想的关系、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两结合问题、文学意象、境界论、典型化问题、文学创作的“向内转”、对认识论与反映论的激烈批判等等,都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它们有如决堤之水,奔迸流泻,汪洋一片,引发了文学理论界热烈的争论。

深圳大学教授

但是这些众多问题,实际上都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这一时期不断触及的文学观念的探讨,即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文学回归自身获得独立身份和恢复自己的灵魂过程之中,我们如何重新来理解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的本质,调整原有的对文学的认识,建立具有现代性意识的文学观念。文学观念的更新,必然会影响对于其他问题的认识。七十年代末,有的学者提出文学是意识形态,但不属上层建筑,并就马克思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相互关系发生争论;有的学者继承过去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接着下去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文学的形象性,或是文学是用形象思维的,再下去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文学观念通过新的“三段论法”连结而成。或是有的马列文论研究者从逆反心理出发,认为既然文学意识形态学说过去造成了那么多的混乱,于是干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说,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文学是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可见把文学看做意识形态是不科学的,文学只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同时有的作家、学者主张文学就是文学,或是文学什么也不是,和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无关;或是文学只是作家感情的表现,是语言艺术,提出了无功利、无目的的“纯文学”文学观。这种观点很快得到了一些年轻作家的响应,加之在当时颇为流行的法国“新小说”理论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操弄“叙事策略”的“先锋小说”,而且持续了好几年。八十年代上半期,美国的“新批评”文学观被介绍过来以后,那种认为文学不过是一种虚构,只与语言、意象、隐喻、象征、修辞、叙事种种审美成分、因素有关,而排斥了文学与社会、思想的联系,使得“内部研究”的风气一时大为流行,并且直到九十年代还有学者认为,这才是文学研究的正道。其实所谓“内部研究”自然是十分需要的,因为我们过去太不重视这些方面因素的研究,一时形成一种逆反心理或是心理反弹,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新批评”文学观,以作品本体论代替了文学本体论,它强调了作品的内在结构成分、因素的分析,而不见作品结构的种种因素与社会、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对此本文作者在八十年代初就有评述。这种理论上的导向,自然助长了这一时期的“审美主义”与“纯文学”文学观的发展。八十年代初开始,有的学者探讨了过去不被注意的文艺心理学,这一问题的探索连绵不断,中期达到高潮,而贯穿于整个八十年代,填补了几十年来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空白;并且有些学者从“精神分析”学说来探讨文学本质问题、或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批判。也有学者从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出发,讨论文学本质现象;有的从文学的象征特征,提出了象征论文学理论;有的学者对“文学是人学”的原有观念,进行了新的解释与阐发;有的学者从文学主体论出发,提出了主体论文学理论。除了上述多种理论观点,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了过去完全被忽视的文学审美特征,同时提出了审美反映论,并把文学界定为审美意识形态,等等。从上面情况看来,文学现象极为复杂,它自身呈现了多层次性,而每个层次可以表现为本质方面,因此文学本质观念本身就具有多本质性。加上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尽相同,切入点各异,所以必然造成文学观念的多样性。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的大力介绍,出现了介绍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热,而且连续了好几年,为当时各种文学观念的出现做了铺垫,可以说那时没有一张报纸不谈文学研究方法论的。1985年内,不同学术团体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研讨会,以致这一年被称为“方法论年”。1986年在苏州召开了全国关于文学观念的学术研讨会。

认为激进主义者思维方式趋向于极端,与传统文化讲节制、不逾矩的一派的观点极相牴牾。激进主义虽与儒家温柔敦厚的文化主旨相矛盾,但在中国的历史上绵延不绝。在战争动乱的年代,中国知识人的普世情怀往往成为培养激进主义的土壤,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者便是在激进主义的时代氛围中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的。

但是从八十年代不同层次的、多样的文学观念的语境来看,其中主要有“文学是人学”说;有把文学意识形态论简单化的理论;有和文学意识形态论相反的文学意识形态否定论;有以为文学只是虚构,与社会生活真实无关的“纯文学”、“审美主义”理论;有张扬文学表现人的内宇宙的主体论文学理论;有审美反映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观。就实际情况来看,上述几种文学观念,在八十年代影响较大。此外还有艺术生产论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

“文学是人学”是针对教条主义把人当作描写的工具而说的,文学应该描写活生生的人,张扬了文学的人道主义,这一很有针对性的观点,开了解放文学思想风气之先,扩大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使文学与真实的人结合起来,有力地批判了高大全、假大空这类虚假的文学主张,功莫大焉。主体性文学论是人性、人道主义讨论的必然继续与具体表述,与“文学是人学”也是相互呼应的。文学主体论认为过去主体在反映论中完全是消极被动因素,所以那是客体文学,是没有主体的文学,现在要重建具有首创精神的创作主体,建立新的主体文学。纠正过去创作中创作主体的缺失,强调创作主体的创造地位与巨大功能,这是文学理论的一大课题,这是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到作家自身的思想的表现。因此有的作家后来说,读了阐释文学主体论的文章,真有一种解放之感;同时对于促进文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影响很大,这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论述文学主体论的文章,理论自身有许多缺陷:首先它批判的对象是反映论,并且自称是一种政治批判,它不顾反映论的应有之义,没有弄清反映论的原义,却对已经被庸俗化了反映论再度庸俗化一番,大加挞伐,从而使得对反映论的批判变成双重庸俗化的批判;其次,把现实主义文学不分青红皂白地当成一种僵死的反映的代表,这自然与创作实践不符,在理论上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再次,它把作者主体实际建立在浪漫的想象之上,把主体变成不受客体任何约束、无所不能的主体了。关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的研究,八十年代影响不大,主要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般认为资本主义与艺术生产是敌对的而未顾及其复杂性。但是进入九十年代,当我国转入市场经济轨道之后,这一问题就显得复杂化了,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实施,与艺术生产的关系如何协调,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艺术生产与商品生产以及各种生产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了不断争论的问题。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虽有不少理论著作、经验可供借鉴,但毕竟语境不同。整体来说,由于思想准备的不足,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通过文化建设与艺术实践给以充实与提高。

认为:“文革”时期的文学理论是在“两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样板戏”是“文革”时期文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畸形产物,国家凭借其示范机制培养政治信念以实现政治认同;作为“样板戏”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的理论总结,“根本任务”、“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等负载了极左的政治理念,使文艺成了“形式的意识形态”而丧失自身的力量与尊严。

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说,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一些学者提出来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是有历史原因与历史过程的。一些学者针对过去文学理论忽视文学审美特性的弊端,提出了文学审美特征论,击中了旧有的文学理论的简单化特点,所以冲击力很大,这对于进一步探讨文学本质特征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持有类似观点的这些学者,几乎参与了当时发生的各种理论问题的批判与讨论,如对文革中的错误文学理论观点的批判,如参与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形象思维、文学的真实性及其不同形态的讨论。他们肯定了文学作品对于人性与共同人性描写的多种形态;揭示了认为文学只描写感情与思想无关的偏颇,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的相互关系,在艺术创作心理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出版了丛书;他们针对否定现实主义的倾向,展现了现实主义是不断的综合与创新,同时肯定了现代主义的创新特征和一些学者对它的过分张扬。他们批评了“新批评”的“内部研究”文学观的失误,等等。特别针对当时把文学意识形态的理论进行简单化的阐释,或是针对当时出现的文学意识形态否定论,或是针对只重主体表现而鄙视客体、只重形式因素与否定社会思想的主张无功利、无目的的“纯文学”论与“唯美主义”理论,这些学者在吸收不同学派长处的基础之上,坚持被一些人不断批判的反映论,在阐述文学创作问题是,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审美反映论。他们探讨了审美反映论如何被简单化、庸俗化,其能动性是如何被阉割的;并从发生认识论描述了审美反映的心理过程中主客体相互的转换和审美主体的创造性特征;进而探讨了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较为复杂的关系,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一观念,力图克服过去文学意识形态观念简单化以至庸俗化的倾向,同时也抵御了“纯文学”、“审美主义”的势利俗气,力图使文学本质特征最为基本的方面融为一体。我曾在《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一文中,提出 “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特性既非单纯的意识形态性,也非单纯的审美。强调意识形态性是必要的,但如果局限于这点,会使其审美特性变为附属物;强调、突出审美特性是必要的,但如果只见这一特性,又会砍削了文学的另一本质特性”。“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的形态。”[3] 尝试就文学本质作出这样的概括,对其不同方面看作互为表里而又是相反相成的融合,其实都是针对八十年代上半期文学理论论争中出现的各种思想的片面强调和理论上的偏颇所进行的持中的阐述。因为上述各个重要方面都是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执一端,必然片面,无助于问题的深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凸显了意识形态理论共性的方面和文学自身的审美本质特征,而这正是那时有关文学本质问题争论的焦点所在。我个人就这一问题的表述,在文字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本意有如上述。这种把文学最为本质的特征融合一起的观念,较之其他单一化的文学观念更具概括力一些。之后其他学者以自己的独到的识见与教学实践的经验,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进行了充实与丰富。不同学者的表述可能各自有所侧重,总的观念、目的是同一的,可为互补,后来大体上趋于一致。所以这一文学观念被不少学校老师在教学中所采用,也与这一情况有关。但是,对于文学本质的复合特征的片面的强调,在文学理论中至今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马克思说,各种意识形态可以历史地从其产生的现实基础之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4]。这说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既是对于当时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接受与质的改造,也是贯穿历史的产物。本文作者努力按照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即“追溯它们的产生的过程”的方法,描述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产生的历史源起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当然,人们可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讨论文学本质问题,或是对意识形态理论不屑一顾,意识形态这种说法已经过时,这都是学术自由。但是对于有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学者,能够完整读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那段著名的论述,即既读上半段又读下半段的人,讨论文学本质问题,意识形态理论恐怕是难以违避的。有的人说马克思从来就没有说过文学是意识形态,所以文学是意识形态说是根本错误的,只可提提文学有意识形态性;或是说现要淡化意识形态了,所以以后文学理论不应再提意识形态,云云。这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是半截子的唯物史观,意识形态理论不具学理性,不是科学形态,不过是某种临时应对的策略而已,可以让它缩水或是任意抻长,但这是学术中的无原则性的表现了。

绍兴文理学院教授

第二个时期是在经过了八十年代的大讨论、九十年代初的沉静的反思,特别在1992年之后,我国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确立,全球化思潮的不断激荡,使得人的思想包括审美意识进一步发生激变,文学创作、市场需求,发生重新布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而文学基础理论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少学者对于涉及文学艺术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做了很多研究,有的学者成绩斐然。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的研究也获得了深化。就学科性的著作而言,在文学文体学、文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文学社会学方面,出现了许多很有分量的专著,讨论问题的范围有所拓宽。2000年到2002年间出版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收入了36种著作,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包括一些中青年学者,他们的著作都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只是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未能使丛书延续下去。“丛书”与这些未能收入的著作,无疑显示了三十年来文学理论实绩的重要部分。就基础理论中的专题著作、文论来说,八十至九十年代,有关文学审美特征的问题的研究十分突出,学者们提出了 “文学审美特征论”、“审美意识”论、“审美价值结构论”、“审美中介论”、“审美的文化选择”、“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体验论”、“审美实践与文艺学”、“审美创造与宗教”、“审美教育”、“审美超越”、真善美的感悟、 “审美功利主义”、“审美本体否定论”、“审美与道德本源”、“审美幻象”、“审美现代性”、“ 审美人类学”、“审美文化”、“文学价值论”等,还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自然,审美并不就是文学,本身含义也很复杂与多样,审美现象超出文学,其实这种现象早就存在几千年,现今更是如此而已。但我们这里讲的的是文学,没有审美特征的东西难以称做文学,文学审美问题的深入探讨大有余地,这已是八十年代批判极左文艺思潮中形成的共识。尽管上面提及的有关审美问题的研究,由于思想不一,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但是在学术通过比较、相互切磋,才有进步,促使整体上形成了互补。上面提及的有关审美问题的研究,有些著作有着较高的理论深度和创新精神。纯粹审美论、只承认文学的“内部研究”,可以导向“纯文学”、“唯美主义”与“唯美主义”。但是有的人一见审美,就把它与“纯文学”、“审美主义”、“唯美主义”捆绑在一起,不加辨析,就予以清算和否定。时至今日,居然还存在这种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论倾向,这对于八十年代前后一段时间就极左文艺思潮所进行的批判来说,就有些反攻倒算的味道了。

比较毛泽东与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之说,认为毛泽东移植高尔基“两结合说”,解构其二元体系结构而纳入中国文论传统的三元谱系结构,体现其潜意识的“西方文论中国化”意愿。

再就文学基础理论中的其他问题研究来说,这时期有“文学艺术本体论”、“文艺学范畴”研究、“文艺学的人文视界”、“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论”、“文学思潮论”、“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美的艺术显形”、“文学美探源”、“文学文体研究”、“文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文学文本研究”、“艺术本体论”、“文艺人学论”、“艺术的精神”、“ 艺术文化论”、“艺术文化学”、“现代诗学”、“文学接受理论”、“阐释学”、“叙事学”,“文学批评理论”、“圆形批评”。还有 “文学风格流派论”、”典型问题研究”、“作家心态研究”、“形式理论”、“文学与道德”、“文学意义生成研究”、“隐喻”、“形象诗学”、“小说形态学”、 “意识形态与文艺”研究、“新意识形态批评”、“文艺学的民族传统”、 “原型与跨文化阐释”、“比较诗学”、“范式与阐释”、“艺术与商品”、“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的演变”、“自律与他律”、“中西文学理论融合研究”、文学作品存在的方式、人与自然、人的诗化与自然人化方面的研究,等等。从上面的所提及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到,文学理论讨论所涉及的范围之广,真是前所未有,显示了文学理论问题、形态的丰富。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的转轨,促使文学艺术进入了市场化机制,使得原有的文学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发生变裂,于是促成了九十年代一场有关文学滑坡、必须重振“人文精神”的讨论,但分歧极多。随后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 新理性精神根据二十世纪不断重复、反复出现的现代性、人文精神、交往对话、感性和文化等规律性问题,协调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通过交往对话精神,协调人与社会、自然、科技、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确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及其健全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克服不断出现的文化危机与人的异化。这是一种新的学术立场,或是新的文化观。这也是一种在中外文化、文学理论交往关系中以我为主导的、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上面所说的各种文学基础理论问题,有的是学科性的,有的是导向性的,在文学理论的更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影响。由于手头缺乏材料,还有这方面的不少论著未能列入。

各位的发言都得到了点评人的肯定。学科处处长教授参与了开幕式并聆听了大会主题发言。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已开始走向繁荣。有多种“中国古典文艺学”、多卷本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中国诗学”、“中国诗学体系”、“古代诗学范畴”、“诗与诗品”、“古代文论话语”、“中国叙事学”、“诗学原理”等,还有多种专题研究,如“兴的源起”、“比兴思维研究”、“诗可以兴”、“文学意象论”、“意境论”、“境界说”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尝试使用了新的观点与方法,使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面目为之一新。在文化与古代文论相互关系研究方面,有“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周易与中国文学”、“周易的美学智慧”、“道家与道家文学”、“老庄美学研究”、“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 这类专题研究等。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与不少这方面的专题研究,质量厚重,并且始终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一些青年学者的这方面的著作,也很显功力。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问题,这一时期出现了很有深意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中国诗学之现代观”,此外还有“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历史回顾”等专题研究,都深入探讨了转化问题。至于与文学理论关系密切的文艺美学、审美文化研究,如“文艺美学”、“中国审美文化史”、“华夏审美风尚史”、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这里难以细说,它们的构思与问题的提出,都具有原创精神。

下午,各位代表分别在图书馆报告厅会议室和铁成科教馆一楼会议室分组交流讨论。

此外如外国文论研究、中西文论比较研究、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已大大不同于80、90年代前期,而显示了中国学者独立的个性,多种成果已令人耳目一新。还有大众文化、城市文化理论研究,其发展势头也是蒸蒸日上。我在上面所描述的文学理论研究,由于个人知识的局限,所列问题只是一个大概,并不全面。并且由于各种问题性质不同,有的具有学科性,有的较为单一,但是其中不乏高水平的著作,它们思想新颖,充满生机,显示了我国文学理论的主体精神、创新精神。从总体上说,古代文论富有原创性,而当代文论锐意创新,新论迭出。

第一小组发言

第三个阶段大体可以从新世纪算始,呈现了文学理论多样化的形态和中国化特色的继续追求。由于后现代文化思潮进一步深入中国学界,中外交往对话的不断加强,大量新的文化、理论信息不断涌现,文化研究理论进一步地大力输入,文学理论特别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的众多问题的凸现,于是就文学理论自身的现状和改革引起了讨论,加上参与讨论的人,学术取向不尽相同,也必然歧义丛生。例如有艺术终结论、文学消亡论之争;有文学载体的巨大变革、图像艺术、网络文学的扩展与原有文学阅读、图书领地的缩小的矛盾之争;有消费性阅读的普及与经典阅读的弱化之争;有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与现有的文学理论原理之争;有文学理论的扩容和扩向哪里之争;有要求文学理论批评化和坚持文学理论原理化之争;有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争,有文学本质研究与反本质主义之争;有文学不是意识形态和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之争,等等。

大会分组发言的第一小组的上半场由河北师范大学先生主持,武汉大学先生点评。

世纪之初几年内,出现了几种体例各异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式的编著,它们吸收了西方文论教程中不少新的因素,一改以往的编写方法,以后现代主义为理论主导,倡导反本质主义,着重理论知识形态的介绍。此外还有标举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著作问世。上述种种论著涉及的范围广泛,各有特色[5],不乏新见,显示了文学理论充满生机、日益多样和与日俱进的实绩。但是反对文学理论的本质观的探讨,并把本质观探讨说成是本质主义的这种说法,大可商榷。其实从根本上说,反本质主义也同样是一种標举文学本质观的追求,只是追求另一些类型的拆解文学本质为零星碎片的本质观而已。而且即使那种自认为远离文学抽象本质、只从形式观点切入文学的研究也未能例外,其实也是在追求一种形式论的文学本质观。这样说,当然没有排斥这些文学本质观存在的价值。上面说到的各类文学理论研究,层次各异,深度不一,不同意见与分歧自然存在,许多问题随着认识的进步,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展开。

南通大学博士

文化研究经过八十年代的输入、酝酿,到九十年代文化面向市场的时候就很快升温,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出现了以文化研究理论替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倾向,由此而引发了争议。但是经过讨论,文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厘清,一方面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使得文学理论在与经济、文化、政治在内在的、广泛的联系中获得了发展的巨大空间;而且就个人兴趣来说,两者自然也可以融合一起,成为一种个人风格。但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它们各自认同了自己的界限。文化研究的输入与大力介绍,使人们的知识得到更新,甚至可能导致文学理论中某些范式的转换。但是它的长期热心倡导的倾向似乎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即外国美学、文学理论中有着深厚学理的有价值的著作,被疏忽以致被遮蔽了,直至近期才重新引起注意。新的选择与译介,使人们对于当代外国文化理论、美学与文学理论有了较为完整的了解。近几年来,出版了不少总结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的历史进程和新时期以来三十年文学理论的论著,有的论著较为厚重,有的论著对三十年的过程不很熟悉;由于论者的观点的不尽相同,切入点也不一样,所以今后进一步的整合即比较更为完整的整合,也仍然是必须的。

以19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革命文学家与鲁迅、茅盾等论争的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这一时期文学政治化的形成及其策略。

这里需要特别着重提出的是世纪之交,在图像艺术、互联网文化的兴起和文学消亡论流播声中,文化诗学、生态文学批评与网络文学理论三大方面,却是异军突起,它们开拓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新境地,都有相当深度的学理阐释,出版了文化诗学 [6]、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 [7] 和多种生态文学理论专题研究,获得了突出的成绩,形成了文学理论的新的生长点。这些文学理论形式,我们可以说,既采用了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资源,又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与结合了当代我国文学理论的实际情况,成为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中的新因素、新部门,从而与外国文学理论处于真正同步发展的地位。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为目标,而具有下面的一些共同特点与问题:

认为,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学自律/他律、启蒙/审美现代性等问题的学术史考察一方面显示了文学审美特性的悖论与现实语境意义,另一方面也打开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思考空间。他的发言在现代语境中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通过审美交往与对话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从而摆脱文学自律/他律的二元结构束缚,在现代公共空间的意义上确立文学与政治交往对话的意义与价值。

对现代性的强烈追求,它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我国文学理论所要求的现代性,是文学理论自身科学化所要求的现代性,是使文学理论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并与他律相融合,使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对话与多元,在继承中形成理论自身的创新的现代性。现代性既是理论自身的指导,也是理论自身的品格。需要承认现代性自身是一个矛盾体,它在矛盾体中不断演化与发展。具体到以现代性为指导、追求的文学理论方面,同样必须承认自身充满矛盾并在矛盾中完成自我演化,从而使自己永葆青春。现代性作为理论的品格,就是它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功能,这种功能一旦丧失,理论就会停滞不前,以致走向自身反面。现代性是在批判继承文化传统上的现代性,传统是形成新的传统的基础,而新的传统则是原有传统的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但是割裂传统必然会导致新的传统的极大损伤,而到特定时刻不得不重新进行弥补。最后,我同意现代性是个未竟的事业。至于所谓后现代性在我看来,第一,不过是现代性的继续,属于时间上的递进,仍然是现代性演进的自身的形态。第二,如果新的理论起来反对现代性,那不过是现代性自身的异化。以此来观照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如前所说,我以为近三十年来当代文学理论,正是把文学理论自身当作一个矛盾体的,不少学者充满了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精神,有意识地在文学理论传统、特别在现代文论的基础之上,在批判、鉴别之中进行创新。例如中国现代文论传统的确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文学人学研究,文学审美特性的讨论与建树,文学观念、文学研究方法的大讨论,文学心理学、文学文体学的研究,就是贯穿了现代性的反思与自我反思、批判与自我批判的产物。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的提出,意在提出近百年来对于理论遗产的割裂,而力图通过批判与鉴别,激活古代文论,进一步把优秀的理论传统中的有用成分,有机地融合到当代文论的创新中去,所以完全是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精神的命题,自然这样做,很有难度,但是极有意义。

新疆大学教授

需要加强创新意识与原创精神,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认识与框架而有所更新。我们不能至今还在用马克思说过的话和没有说过的话为准则,来批判别人提出的问题的是与非,这种凡是学风早就该被抛弃了。我们需要积极面向生活的发展,提出新问题,研究新问题。文学理论中的有着不同理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随着我国文化的转型,将会不断出现,或是正在逐渐生成。人文科学中一个观念、一个范式的提出与阐发以及它们的生命力,一是在于它们生成的深刻的现实性,即它们与现实需求的关系,它们是针对现实中的什么问题而说的?为什么这时提出了这个观念?这些抽象化了的观念,能否反映被它们概括了的复杂现象的真实性与实在性?评判它们的价值,在于把它同过去的观念进行比较,增添了什么新东西,而不是随手拿些在知识背景上完全不同的、不同领域的、不在同一层次上的观念进行衡量,如果不合自己的身材和有自己限的知识,就宣布被批判的观念不能成立,要清除对方。二是在于它们的深刻的历史性,即它们是否按照其自身逻辑、学理提出来的,它们是否有着自身的历史演变的轨迹、发展的前景,以及它们与其他相关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成为观念系统中一个组成部分,并能否被读者所接受?或是为什么不少读者接受的是这一观念,而不是别的观念?学理顺了,被认知的东西就多一些,被说明的方面就更会宽阔一些。

认为文艺与政治关系属于政治领袖话语。他之所以这样看这个问题,是鉴于一个事实:文艺与政治关系最偏激的话语形式“文艺从属于政治”并进一步发展为“文艺为政治服务”,其源盖出于后来拥有无上权威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真正敢于反对或能够否弃这样圣旨式话语的是邓小平,1980年1月,邓明确地说出了“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

在这里,历史性和现实性是结合一起的。历史性也就是历史意识、历史观,脱离了历史意识、历史发展观,唯物史观就是简单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被有的人不断标榜的唯物史观,其实不过是是半截子唯物史观。任何观念都是在历史中发生的,反映着历史的、现实的需求,或是反映得多一些,或是反映得少一些,一旦在当时现实生活中发生影响,它就成了历史的存在。评价这种历史存在,如果不顾历史的语境及其演变,排除历史主义,也即使用半截子的唯物史观去进行批判,那就会把被批判的观念当作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说明了批判者自己既不过是个历史不在场的角色,又是个现在的历史不在场的角色,徒然使批判变成一种振振有词而又似是而非、玩弄空洞概念的演绎。人文科学的思维是两个意识的对话与理解的思维,而非单一的解释和判决,更非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判决;它是价值的积累与增值,而非压制、绞杀与消灭。新理性精神的提出,并非灵机一动,它综合了很长时间以来在哲学思潮、社会实践、科技利用、人文科学、文学艺术中反复出现、不断重复、具有导向性、互有联系的几种规律性现象,给以综合阐释的一种理论观念,其目的已如前述,当然这一观念需要进一步的深入与完善。但其中如交往对话精神,它的一个方面正是针对学术中的不断压制、绞杀、消灭而说的。今天看来还真有现实意义,对于当今批判中有的现象竟是不幸而言中说个正着了。需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培养一种开放的、对话的、宽容的、有价值判断的即非此即彼的,而在总体上却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扩大我们的视野,兼容并蓄他者的长处,为理论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开辟文学理论的创新时代。学术中的原创意识,产生于良好的氛围。学术中的唯我独马,唯我正宗的学风,那是早已过时的东西,难以促进新东西的创造!

云南曲靖师范学院博士

三,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坚实地立足于本土。前面已经论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文学理论界不少学者对当代文学理论也即八十年代前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而对于那时被介绍过来的而知知之甚少的西方文学理论、不少文学流派的宣言与主张,则充满了好奇、崇敬之情,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纯文学观”、现代派文学等。美国学者威勒克等人的新批评派文学观,认为文学研究的是文学作品自身涉及的某些方面,即所谓内在研究,而排除文学与现实、历史、生活、思想等方面的关系研究,当时他们的《文学理论》在我国出版后,一时影响很大,促进了创作、批评中的“纯文学”与“唯美主义”思潮的形成。后来又有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学理论著作在我国不断出版,不少学者也是奉之若范本。但是要把这些西方的文学理论著作,当作我国的文学理论却是十分困难的。西方文学理论一些方面可以参考,但是照搬却是难以奏效。主要原因是,一本好的外国文学理论著作,虽然不少成分具有知识的公认度,但它们终究是在它们自己国家传统文学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文学经验,或是只就其文学中的某个方面展开论述,其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文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实地立足于本土之上建设我们自己的当代文学理论。一些学者八十年代就开始就把理论建设的重点移置于本土,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本土,以我为主,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即从中国自身的文学现实出发,用中国人的眼光、知识来探讨理论问题,吸取外国文化中的各种有用成分,为我所用,这与排斥外来文化毫无共同之处。文学基础理论每个时期的发展,与引进的外国文学理论的关系极为密切,它的中国化是个严重问题。不过在文学审美特征、文学本质观念、文学文体学、文学语言、文学修辞、文艺学范畴等探讨中,本土化意识是十分清晰的。就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即全球化思想逐渐扩散,后现代文化思潮日益深入我国学界,世界文化、文学与民族文化、文学引起争论时,很多学者在全球化化的语境中,同样坚持本土立场,力主民族文学,但又主张融入世界文学,使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提出今后的文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学的主张。也有这样的例子,当一些学者力主将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研究时,有的学者却以独到的眼光,丰富的经验,提出了立足本土的有我国特色的“文化诗学”,这是值得大力肯定的。文学生态批评、网络文学批评同样如此。新世纪开始,全球化的话语很有影响,有的学者提出了“文化一体化”问题。“文化一体化”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特别在物质文化方面,简单地否定是不现实的。但是“文化一体化”又是不大可能的,就是说一个民族文化有其存在的深层价值所在,即使融入了外国文化的成分,促进了原有文化的更新,但也会使其变为本民族文化的精粹的组成部分,而成为本民族文化的新的传统。世界文化、文学应是多元共存的。

认为196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政治化了,成为“文化政治”的一部分。中国学界对这种政治文论进行了批判,一是担心文学或文论再次沦为政治的工具。二是指责政治文论对文学性的排斥。三是指明西方政治文论对中国本土问题的遮蔽。除了对当代西方政治文论进行反思和批判以外,中国学者还初步提出了以下几种超越方案:童庆炳设想的“文化诗学”、赵宪章的“通过形式阐发意义”、胡亚敏的“文化—形式批评”设想、吴炫和曹文轩的“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这些超越方案主要谈的是文学的“文学性”与文学的“文化性”如何融通的问题,而对最关键的“文学性”与“政治性”的兼容问题探讨得并不充分,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四,当代文学理论的科学化与人文精神。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引进,特别是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和现象学美学思想的引进,对于促进我国当代文论的科学化,起了有利的作用。文学作品是如何存在的?现象学、新批评文论的作品层次说,比较科学地说明了关于文学作品存在的方式;形式主义的特异化即感觉更新说、文学性等理论,对于我们认识文学特征也有启迪,结构主义的作品的封闭结构说,于我们也有一定启发,不过它们只是讨论了作品本体,却没有解决文学存在的形式,即文学本体论。如前所说,这些理论还助长了我国文学、文学理论中的“纯文学观”、“唯美主义”倾向。美国学者的文学四要素说引证极多,他讲的是文学涉及的几个方面,但还不是文学本体论,即文学自身存在的形式。至于外国学者对于文学的其他问题、要素的研究,于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参考价值,而使文学理论不断走向科学化。参考上述理论,我国学者将组成文学的各种因素——语言、修辞、象征和社会、历史、思想等方面有机地融为一体,确立了文学研究的整体方法,建立了文学本体论,即文学存在的形式。但是文学理论是人文科学,作为科学理论,自然需要通过实证知识与方法进行问题探讨,同时任何人文科学又必然渗透着作者的主观导向,两者必须有机的结合一起而使文学科学有所进步。文学理论的人文精神渗透着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注与叩问,对于民族命运的关怀,就是贯穿于我们民族在其生存、发展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意识。综观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其主导倾向是充溢着人文精神的,虽然也有一些文学实践是反文化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人道主义、人性问题的大讨论,人学是人学的肯定,文学理论主体性的争论,文学人文精神大讨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文学与道德,文艺学的人文视界等,都显示了我国文艺学的人文精神与忧患意识,一种民族文化精神。流淌于我们当代的文学理论的人文精神与忧患意识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我国优秀文化源头的主导精神,而与当代的科学性相结合,组成了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又一特色。

绍兴文理学院博士

上面所描绘的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的特征与问题,仅是一个概貌,事实本身远为丰富得多。我国文学理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大体正在形成一种有着我国特色、具有一定独创精神的、开放的、动态的、多形式的格局。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受到那些认为外国文学理论一切都好,本国文学理论一无是处的人士的指责。问题确实不少,但是我们不能以以偏概全,不能因为自己只研究一些零星的文艺问题而看不到整个基础理论部门和其他部门理论的巨大成绩。

认为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他以符号学改造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以符号价值的论述代替了马克思商品理论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突显了马克思理论中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意义,有力地驳斥了庸俗的唯经济论的马克思阐释者们,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以马克思批判论为中心,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理论。

文学理论需要的是的原创与不断的更新,这是它的生命所系,也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中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特征。

大会分组发言的第一小组的下半场由新疆大学先生主持,西南大学代迅先生点评。

2008、7、初稿,2009、2、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