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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罗:以心灵和想象触摸历史
2020-02-03

一 在出版于1943年的《阿尔腾堡的胡桃树》中,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借主人公万尚·贝尔吉之口说:“人的意义不在于他隐藏了什么,而在于他做了什么。”其时他在圣夏芒韬光养晦。及至到了晚年,一切已尘埃落定,他对人这样说:“人不是他所藏的一切,也不仅是他所做的一切。” 尽管马尔罗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评论他是“三分之一的天才,三分之一的虚假和三分之一的无法理解”,但有一种说法是为人广泛接受的:20世纪,法国比他更有成就的政治家大有人在,但没人取得像他那样高的文学成就;比他更有成就的文学家也不乏其人,但没人经历像他那样传奇的一生。在政治和文学两个领域纵横捭阖,马尔罗把自己的生命深深地刻进了法国的历史。 作为法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马尔罗多姿多彩的一生,留下了许多引人入胜的话题。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精辟地概括道:马尔罗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作。当然,或许还可以换个说法,除了把自己的一生作为主题,马尔罗别无选择。 此话不假。很多年后回望青年时代,马尔罗曾说:人生好比一个市场,在那里可以买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不是用钱去买,而是用行动。的确,马尔罗固然重视书本知识和前人的经验,但他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生活体验。因此,首先要有行动,然后才能产生出伟大的作品。 马尔罗令人眼花缭乱的传奇生涯,当始于1923年10月。那年,他和新婚妻子克拉拉怀里揣着一张来历不明的官方介绍信,乘船来到当时仍在法国统治下的柬埔寨。动身前夕,他翻阅了大量有关东方文化的资料,因此,一踏上高棉的土地,便直奔吴哥窟附近的丛林,伙同临时雇用的向导兼翻译,用锄头、锯子、杠棒肢解了七块巨石拼成的佛像浮雕。 不巧的是,雕像运抵金边,他便接到拘票。经长达七个月的审理,他被金边法院以“盗窃文物”的罪名判刑三年。马尔罗不服,向西贡法庭提出上诉。获无罪释放的克拉拉只身回国,在巴黎奔走呼吁,惊动了文学界的知名人士,纪德、莫里亚克、伽里玛、阿拉贡、布勒东等联名为他鸣冤叫屈。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看准时机,向他建议,预支三千法郎稿酬,订立三部书的出版台同。还说“干吧,第一部书交稿日期愈快愈好,想一想那么多作家给你带来的宣传效果!”就这样,马尔罗写出了《王家大道》。 那时,在墨西哥股票投资中荡尽家产,一心只求摆脱经济困境的马尔罗大概没有想到,他异常丰富动荡和戏剧性的经历才只是刚刚开始。此后,他曾驾机寻找传说中萨巴女王故都,在暴风雨中体验着死亡临近的滋味;冒着生命危险,他奉戴高乐之命前往圭亚那和安的烈斯群岛处理全民公决问题;他曾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共和国一方浴血奋战;二战中他化名“贝尔热上校”,领导游击队打击德军,并指挥军队参加了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 二 文学和艺术自然而然成了马尔罗传奇经历的延伸。他在1935年出版的小说《轻蔑的时代》中,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可怕情景;在1937年完成的名著《希望》中,他用华丽的抒情般的语言,生动地描写了在西班牙追求抗战胜利的斗争岁月;66岁时写就的《反回忆录》,则生动记录了与各个领域著名人物,如纪德、戴高乐、尼赫鲁、毕加索、高尔基等人的密切交往。 反过来,马尔罗也用行动赋予了文学和艺术新的价值理念。在他看来,小说是“体现人类悲剧最优越的形式”,文学成为战胜命运的手段。由此,不难理解,他的小说为何总是关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回忆录里则做得更彻底,他几乎没留下任何个人私生活的印记,只是记录了那些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原因最简单不过,在他看来,群体命运远远高于个人悲欢,“面对未知领域,某些梦想比起回忆更有意义。” 有一则轶事,或许很能解释马尔罗生前身后为人所“诟病”,同时也让人为之着迷的一个缘由。他的一名女性崇拜者对他提起《反回忆录》时虔诚地说:大师,这本书堪称完美,只有一点欠缺,毛泽东的谈话口气太像你本人了。这位读者所言非虚,1965年夏天,马尔罗的确作为戴高乐总统的特使访问了北京,并在访问中接受了毛泽东的会见。这次会见约半个小时,并有刘少奇在场,当时只是泛泛交换了几句外交辞令,话题还没有深入就匆匆结束。然而在回忆录中,马尔罗却了用了85页的篇幅夹叙夹议,论古道今,写成了像本世纪两位革命巨人兼哲学家海阔天空的畅谈,言语之间充满了对毛泽东的推崇与景仰。 他一生只到过三次中国,除去晚年的那次访问,1925年8月,他在外国统治下的香港和澳门逗留了四五天;第二次他周游世界,时间在1931年5——12月,中途曾在广州、上海、北京三个城市游览,后来又去了哈尔滨和满洲里,没有留下多少关于他访问广州和上海的记录。 然而就是这两次可说是浮光掠影的中国之行,让他写出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部作品:《征服者》和《人的境遇》。无论从主题和内容来说,作品呈现的都与当时的中国现实不相符合。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力,马尔罗把柬埔寨的故事移到了宜于波澜壮阔演出的中国舞台。他从西贡和堤岸的经验出发描写广州和上海,把卡蒂纳大街的走私贩子说成是外滩的冒险家,把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贡港口的社会动荡改编为上海街头的工人起义。 但,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法国和西方被当成一种真实来加以接受。《人的境遇》这部以1927年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甫一出版,就在法国读书界和评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致在短短的时间内,书店的窗橱便摆出第25次印刷本!这部轰动一时的作品还获得该年度重要的龚古尔奖,本来不大出名的马尔罗也一跃而跨入“法国第一流大作家”的行列。 三 马尔罗虚构的“真实”,为他带来了荣誉,自然也少不了一些麻烦。1937年,处于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就在《工人斗争》一文中,对马尔罗不了解中国革命却大发高论颇有微词。法国共产党理论家罗杰·加罗迪撰文说:“广州起义即使不是挑衅,至少是轻举妄动,导致工人阶级遭到戕害,这要归罪于他(马尔罗)。”然而,马尔罗生前宁可背这个“黑锅”,也不愿以“不在现场”为自己轻松开脱,任凭别人在他的历史上涂抹传奇的色彩。 1976年11月23日,马尔罗在巴黎逝世,纵使再乐意背黑锅,他也不能阻止别人在他过世后揭开它。2001年,适值马尔罗百年诞辰,距其遗体被迁入先贤祠,成为继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之后第五位供人瞻仰的伟人已有五年,一个署名奥利维埃·托德的学者,就在其出版的皇皇700页的传记中感叹道:马尔罗乐于构建或任凭别人构建他的神话,将一些想象的才能和功绩归于自己名下。“他的父亲就好说大话,而儿子则更胜一筹。” 这似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波伏瓦在自传体作品《回顾》中说到马尔罗,“望着一样东西,老老实实说出看到了什么,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太没意思了,他不会这样谈,他必须再想到另一样东西。”在马尔罗看来,世界的本质是思想。他虽然是历史中的一个身体力行者,最终却是以心灵和想象去触及历史的。所以在他笔下,与其说历史是真实的记忆,倒不如说是创造。

马尔罗出生在法国邦迪一个小商人家庭,小时候就能说会道,但却对自己的出身和早年生活闭口不谈。马尔罗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习,非常关注文学和艺术,对中国也非常感兴趣,曾来中国访问,还见过毛主席。图片 1 马尔罗与中国 马尔罗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作家,写过几部和中国革命有关的小说,但他并非一个中国革命的参与者。据考证,1925年和1931年,马尔罗曾来过中国。1965年,马尔罗作为戴高乐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访问,并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1933年《人的命运》出版后,马尔罗在西欧被看作是“曾经参加过中国革命的人”。当时欧亚两洲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没有人对马尔罗在遥远的印度支那做些什么表示怀疑。 1937年,处于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在《工人斗争》一文中,责备马尔罗为中国国民党服务,是国民党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之一。法国共产党理论家罗杰?加罗迪撰文说:“广州起义即使不是挑衅,至少是轻举妄动,导致工人阶级遭到屠杀,这要归罪于他。”半世纪来,马尔罗宁可背这个“黑锅”,也不愿用“不在现场”为自己轻松平反,任凭别人在他的历史上涂抹传奇的色彩。 历年来记者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上,多少次有人对他说:“当您在中国战斗时……”从来听不到马尔罗对此作出否认的表示。“神秘化”工作中走得最远的是后来当上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教授,根据他的考证,马尔罗有四年时间是在亚洲度过的,“起初跟蒋介石,后来跟共产党并肩作战”。到了1967年,意大利电台的一名记者再问起他在亚洲的经历,那时人们对他这段历史有很多怀疑,马尔罗方才松口说:“请注意,那时候马尔罗的亚洲不是中国,而是印度支那。”确实,《征服者》和《人的命运》这两部书无论从主题和内容来说,都是与当时的中国现实不相符合。对亚洲和中国素有研究的法国学者说,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力,马尔罗把印度支那的故事移到了宜于波澜壮阔演出的中国舞台。他从西贡和堤岸的经验出发描写广州和上海,把卡蒂纳大街的走私贩子说成是外滩的冒险家,把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贡港口的社会动荡改编为上海街头的工人起义。就像走进巴黎越南人开的中国餐馆,以为吃到了中国菜,《人的命运》在不了解亚洲的法国人眼中写得非常地道精彩,还在1933年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 如何评价马尔罗 马尔罗始终是一位紧跟时代潮流的倾向性作家,他在1935年出版的小说《轻蔑的时代》中,记录了希特勒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可怕情景。1937年完成的名着《希望》,他用华丽的抒情般的语言,生动地描写了在西班牙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岁月。 他在1967年出版了《反回忆录》第1卷。他以华丽的笔调写下了自己一生中异常丰富动荡和戏剧性的经历,其中有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别人的会晤以及他对人物和事件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