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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谢冕:现代诗歌接近口语不能无边无界
2020-02-03

谈及当下批评的诟病,作家们往往概以一词:无用。我体会这两个字的背后是这样的潜台词:你对我作品所进行的阐释,是无效的,也是无用的,既不能使我明白何为诗,又不能使我懂得诗何为,又怎样写诗。

2018年6月16日上午9时,《朱英诞集》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以及长江出版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来自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管理司、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新华文摘、文学评论、新文学史料、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多家单位和高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出版界、媒体界人士参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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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认定了一种共同的学术文体,以为学术表达,就一定得是这种语体和格式。加之对所谓“学术规范”愈来愈严厉的强调,我们看到了一道枯燥无味的风景:一年一度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在用同样的语体、同样的格式在表达同样的观念。对个性化表达的无休止地打压,使大量的学术论文成为学术公文。格式化的培养机制以及有关学术机构对学术著作的若干明文规定,最终使学术著作成了无性别、无调性、无具体写作人的公共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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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教授。北大培文供图

谢冕先生的学术表达,恰恰是青睐甚至是崇尚形象化语词。一般,他喜欢这样的命名:暴风雨的前奏、和新中国一起歌唱、死水下面的火山、在新的崛起面前、北方的岛和他的岸、潘多拉魔盒的开启、新世纪的太阳、前夜的阵痛、七月的希望、暗流涌出地表……谢冕先生的学术贡献其实长期以来一直是被低估的。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若干文学话题纠缠在一起,就这一点,已足以说明这个人的意义。然而,因为他的学术文体,却常常让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对他的学术贡献打了折扣。

首发式现场

北京8月5日电“诗歌的文体很自由,现在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审美趣味写作,理论上,我们的诗人应该充分发挥个性,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诗歌。但现在并不是这样。”近日,第四届“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在北京颁奖,大赛顾问、著名诗人谢冕在接受(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专访时谈到了创意写作,也谈到了诗歌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在目前良好的写作状态中,一些诗人的作品看似个人表达,但概念化倾向很严重。

做人作文,若无个性,多少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情。谢冕先生做人是有个性的:当人们普遍滑入平庸的现实主义情景中,他却还一如既往地徜徉在浪漫主义的情调中,而当人们普遍接受无边的自由主义,一身随意的打扮踏入一个庄重会议的会场时,我们却一眼看到他一丝不苟地打着领带、西装笔挺地端坐在那儿。这是他的魅力所在。而他个性十足的批评文字,更是在成千上万、连篇累牍的学术文字中闪烁着夺人双目的亮光。

会议共分为首发式与座谈会两部分。会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谢冕教授高度评价了朱英诞的创作实绩和艺术价值,指出作为诗坛的“隐逸者”,诗人朱英诞虽然创作了近3000余首白话诗、1000多首现代旧体诗,但朱英诞的诗名至今仍不为大众所熟知。《朱英诞集》的出版,不仅是诗人作品的首次全面集结,也再现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中生命存在方式和心灵历程。相信随着文集的出版,朱英诞研究将在一段时间内将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富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也表示:“朱英诞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朱英诞集》是一座诗的丰碑”,肯定了朱英诞以及《朱英诞集》的文学史价值。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主任、《朱英诞集》主编王泽龙教授也在会上发言,他首先对与会嘉宾及朱英诞家属,以及一直关注、支持《朱英诞集》的专家学者以及出版界人士表示感谢,并在发言中指出:“诗是朱英诞生命的精神伴侣,与诗人的生命互动共生,《朱英诞集》的出版不仅是向一位中国现代优秀诗人朱英诞的一次晚到的而隆重的致敬,更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宝库。”其他与会专家们也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诗人朱英诞及《朱英诞集》的价值。

平时,出于研究需要,谢冕阅读过很多诗歌,但能让他眼前一亮的不多。谢冕说,基本都是大体相同、陈陈相因,个性突出的诗人并没有出现,这是当前诗歌创作应该注意的问题,“比如都写一条江,可能词句不同、结构不一,但思路都相同,读起来感受差不多”。

现在这个被我们研讨的人,是一个写作文学史同时又是被文学史写作的人。写,与被写,享有如此规格的学者并不多。对于这个人以及这个人的皇皇十二卷大文集,我们可以有一打以上的话题可作谈资。比如“诗性批评”、“审美批评的沿用”、“有一种大于知识的力量”,比如“一个文学史的描述者与一个文学史的参与者”、“既关注已经定形的历史,更关注正在变形的当下”,再比如“让材料说话和借材料说话”、“将学术理性与艺术感悟熔铸一体”,等等。还有,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流动的、诚实的文字谈论它们背后的这个人的品格、性情与趣味。即使谢冕文集的内容呈现方式与编排方式也大有文章可做。该文集对作者历年的文字不作任何删改和修饰,曾经的幼稚、迷茫,过往的是非恩怨和隐秘记忆,如实收纳。眼下众多文集大多动过手脚,作了一番纯化与美化处理。两相对照,谢冕文集对曾经的文字不离不弃,虽算不上壮举,但事情背后却有深藏大义的题目可做。作者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历史不可也无需修剪与粉饰。承认并尊重历史,这是一个有力量的人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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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个性独特的诗人?谢冕举了海子的例子:“想想他的诗有多独特?里面有这样的文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 周游世界……那都是他很独特的东西,别人无法模仿、重复”。

可说话题很多,只说两点,其一:回到创作情景。

首发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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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第十卷有一篇名为《先生本色是诗人》的文章,是为林庚先生九五华诞而作。文中说道,“林先生本身是诗人,有很多实际的创作经验,他知道创作的甘苦”。随后说道,“这种从作品‘回到’创作情景中去的学术研究的路子,是我从林先生那里学到的,一直影响着我的学术工作”。

据悉,《朱英诞集》由长江出版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泽龙教授担任主编,朱英诞先生长女朱纹女士以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陈均副教授担任副主编,著名新诗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孙玉石、洪子诚先生担任顾问,文集得到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项目的大力支持。

《谢冕编年文集》封面(共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北大培文供图

谢冕先生的学术路子是否只是受到林庚先生的影响,我以为不必当真,这只不过是写文章为了强调一种关系而已。当时的中文系还有吴组缃先生在,要说“回到创作情景”的学术路子,我倒觉得吴先生的路子更加鲜明。考证谢冕先生的学术路子的渊源,意思不大。要说渊源,根本上讲还是他自身。即便没有林先生、吴先生的影响,这个“路子”,他注定了也是要走的。因为,诗歌创作是他经年不灭的梦想和激情所在。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所显示出的非凡才能,被他“大红大紫”的诗歌批评遮蔽了。没有多少人看到:一个重要的批评家的身影,隐去了一个时代重要的诗人的身影。他对诗的体会,对诗人以及诗歌创作过程的体会,决定了他在研究中必定使用他个人的艺术经验。唯有如此,才能在批评中找到确切感,才会以为真正地完成了对那个诗人或那首诗的解读与阐释。他在从事批评文字的写作时,“诗人”作为一个隐秘的形象始终是在场的。看他的大文也好,读他的短章也罢,无论是论作者、论诗篇,抑或是纵论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文学,他总会身出其表,拉开必要的距离,对论述的对象加以高屋建瓴式的概括与描述,又总会心入其内,回到创作的原有状态,依据自己的心得与体会,揣摩作者的艺术用心。创作现场,是他的文字长久流连的地方。他是一个擅长宏观把握大局的学者,喜欢俯瞰大略、走向和潮流,但也总会在“一览众山小”之后,悄然返身,回到具体,回到过程,回到细节,回到诗人的视角与立场。他看出了诗的隐秘门道——而这些门道,常常是一些“专业”批评家们看不到的,或者看到了而将其视为“何足挂齿”的一介之物而被忽略了。不论是说艾青、蔡其矫,还是说闻一多、徐志摩、郭小川、何其芳,谢冕先生所论皆是经验之谈,是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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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女诗人余秀华。她那几首流传已久的诗歌我都读过,一位女性,当她的内心渴望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点值得肯定。”谢冕认为,这可能正是余秀华红起来的原因之一,“现在有一些宣传可能把她的成就有些拔高,但客观来说,余秀华的诗歌写得很不错,别人不能取代”。

都说文学研究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出于研究的方便,如此划分也未尝不可。我的印象中,前者偏大,大至与天地相当,说历史,说传统,说阶级,说人道,说民族,说宇宙和人类;后者向小,小至一个细节,一种形式,一种叙述语气,一个词,甚至是一个字的安排。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印象,其实外部研究也有谈细小命题的,而内部研究也有谈重大命题的。若论两者高下、谁更具合法性,一设问就沦为错误。因为正是两者的共存,才构成了完整的批评史。

活动合影

诚然,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五言、七言、绝句、律诗……古代的诗歌备受称赞,“五四运动”以来诞生的新体诗也有着不错的成绩。不过,早前曾有过“新体诗与旧体诗优劣”的讨论,双方各执一词,有的认为新体诗更贴近现代人生活,有的人认为古体诗有古风、古韵……而在谢冕看来,新体诗和旧体诗之争可以结束了。

但就当下中国的批评格局而言,我们似乎更应当注意一下所谓的内部研究,因为事实是:当下的批评几乎是清一色的外部研究。问题不在外部研究,而在批评的格局。结构的合理性才能保证结构之下各项的合理性,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共生互长,才使得双方的存在变得合理与完美。而现在,内部研究被抑制了,甚至已黄鹤西去,销声匿迹。一味游移在外,而不能入其内部窥探其动机与机关,无疑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打个蹊跷比方:一只鸽子需要高阔无垠的天空,但鸽子不可能在空中下蛋,孵出它的后代——后代必定是在巢中孵出的。当然失去天空也会使鸽子失去鸽性;鸽子的美是由翱翔与归巢共同构成的。

朱英诞是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上产量最多的白话诗人之一,一生与诗为伴,在长达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创作了约3000首新诗、1300首旧体诗,其诗歌创作受到废名、林庚的一致好评。同时,朱英诞也是一位研究新旧诗歌的学者,他曾在北大任教七年,和废名在北大中文系先后讲授新诗,探讨新诗。但遗憾的是,由于身体和性格的原因,朱英诞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新诗坛与文学史家所遗忘。此次出版的《朱英诞集》共10卷,包括新诗5卷、旧体诗2卷、散文2卷、学术及其他1卷,包含了诗人从未面世的大量诗作与其他著述,是他已发现作品的首次全面集结,完整展现了朱英诞一生的创作生涯与诗歌创作成就,可谓是现代经典诗人的一次“再发现”,为中国新诗史研究和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新诗就是我们新时代的诗歌。早在一百年以前,胡适等人就有远见,意识到用古典汉语表达现代情感有一定不足,要换成白话文,这样就能把很多现实内容‘装进去’。”谢冕解释道,新体诗兴起并不意味着中国诗歌的“断裂”,而是一直延续以往的传统,因为我们的语言传统没有变,“汉语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词汇更接近口语,诗歌自然也会随之而变”。

在这样一种过于倾斜的批评格局中,我们现在来谈论谢冕先生的批评,也许有着它特别的意义。他将两种批评集为一身,并做到了和谐和圆满。他可以恢宏地谈论“新诗与新的百年”,谈论“二十世纪中国诗潮”、“从诗体革命到诗学革命”、“文学和20世纪”、“新文学一百年”,也可以细密地对《长干行》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谈人称,谈语气,谈开头,谈结尾,谈起承转合。而此类文字,在这十二卷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从民族、国家、人类的存在方式与万古天道,直说到气韵、节奏、一唱三叹的复沓、一个字安放此处的美妙,乃至标点的意义与取消标点的意义。他潇洒自如地游走于大词与小词之间。一般情况下说到谢冕先生,我们总会自然联想到一个宏论“长河”、“星光”的形象,只以为这个人喜谈善谈宇宙洪荒天地玄黄之大题,觉得这个人仰面朝天,擅长于纵横捭阖,在指点文学的江山社稷中得到快意,殊不知这个人却常会闪身而出,沉浸于一景一物、一词一字的欣赏。在谈论林庚先生时,他说,令他不忘的最是林庚先生对艺术的“细致分析”。他欣赏的是林庚先生于别人一笔带过的地方驻足与停留,着迷的是林庚先生的“条分缕析”,然后“直抵那艺术性最核心的也是最精华的部分”。回忆起当年林庚先生对“无边落木萧萧下”一句的细析深究,他说他“那时的欣赏无以言状”。

摄影:李香花

谢冕说,现代不可能恢复到唐宋的语言环境,某种意义来说,李白是属于唐代的李白,他写的是唐代的“现代诗”,“古代的语言环境已经不存在了。唐诗是伟大的,新诗同样是伟大的,我们这一百年来的历史可以在其中找到反映,也至少可以列出200位杰出的诗人。现在喜欢旧体诗的人可以写,喜欢新体诗的人也可以写,没有必要分出优劣”。

这便是“回到”——回到创作的情景。这个转身动作,是他从批评开始的那天直至今日,都从未停止过的经典动作。

编辑: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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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当下批评的诟病,作家们往往概以一词:无用。我体会这两个字的背后是这样的潜台词:你对我作品所进行的阐释,是无效的,也是无用的,既不能使我明白何为诗,又不能使我懂得诗何为,又怎样写诗。

责编:白杨

资料图:“北大培文杯”颁奖典礼现场嘉宾与部分获奖者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位为谢冕。北大培文供图

我不太喜欢这种讥诮和轻蔑。但我也不太喜欢一些批评家们的偏激与傲慢:这就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只是一种知识,并不负有指导文学创作的义务与责任。在充分拥有 “无用批评”的另一边,我们还是应当给“有用批评”一席位置的。这恐怕是常识——常识是不容颠覆与论证的。俄国十九世纪所谓的文学“黄金时代”,是值得我们去回首去观看的:那些批评家们与作家们相濡以沫、共同书写了一部豪华的文学史。那些操持社会历史批评的批评家们一边谈论国家、阶级、制度、法权,一边向一个小说家指出:你那个人物的出场似乎太早了一些。或是向一个诗人说:那只鸟的鸣叫不是在四月,而是在五月,并且不是在早晨,而是在黄昏。他们会对某个作家的作品结构提出看法,并对某个人物的肖像描写提出看法。

同时,谢冕还提到,在目前的诗歌写作中,确实还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过分口语化现象严重、缺乏节奏感等等。他指出,现代诗歌接近口语是自然的,但要有节制,不能无边无界,“像‘今天我去找你,你妈说你不在’,类似的诗歌,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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