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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何以成立?
2020-02-10

读到《西方正典》,深为布鲁姆的宏大气概而折服。对这位耶鲁教授,汉语学界并不陌生,其理论著作《影响的焦虑》曾一时被引为典范。 在我看来,任何一种“述思方式”,都不可能完全地“与世隔绝”,而是要受到其作者所生存的文化、社会场域的具体制约。在布鲁姆,这点就体现的很明显。其“对抗性批评”针对的正是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新潮理论。20世纪是一个“创新的世纪”,在理论上尤其如此,仅就文学批评而言,就足以反映出其繁荣景观,几乎各种思潮,诸如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等均各有其代言人,而布鲁姆俨然以西方传统的捍卫者自居,他将这些一概贬之为“憎恨学派”,因为后者之所以能异军突起,所打旗号正在于“颠覆经典”。不仅如此,对更普罗性质的文化研究、大众文学等,他也同样拒绝接受。 道统构建意识,在布鲁姆这里是很清楚的。他希望通过自家的努力,能清理出一条清晰可见的、系谱井然的西方经典工程,其背后当然是西方文学/思想之道统。此著洋洋大观,共涉及26位西方经典作家,在地域上则为欧、美两洲。有趣的是,布鲁姆的标准比较综合,既不以文类,也不以国别为标准,也不完全以时序。而是以时序为经,国别、文类兼为纬的架构。也就是说,其标准是相对多元的。他强调自己是“在论述代表各个民族之经典的人物”。对于欧洲内部的复杂性,一般人都清楚;我觉得比较有价值的是,布鲁姆区分了美洲的意义,即西语美洲和英语美洲,其代表人物则分别为博尔赫斯、聂鲁达、惠特曼、狄金森。在基本结构上,他借用了维柯的“神权、贵族、民主”三阶段理论,但又有所发明,即全书三大篇调整为:“贵族时代”、“民主时代”、“混乱时代”。 但可商榷之处也不少,他将希腊、罗马排除在外,而直接从但丁写起,其幽心何在?因为,荷马史诗毕竟意味着西方文学的源流所在。更有趣的是,他斩钉截铁地将莎士比亚标为“经典的中心”,并从他开始了“西方正典”的建构。可要我说,西方近代文学是多元结构,至少应是梳理出英、法、德三重渊源,歌德、雨果所代表的乃是非常不同的进路。但无论如何,布鲁姆建立起了自家的“西方正典”之标准与系谱,可成“一家之言”。什么是世界文学史,这才真地稍稍具备了世界文学史的气魄,但也必须指出的是,其论述范围与信度仍相当有限。他过于立足于自家的“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基础,强调经典的“陌生性”标准,认为只有这才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 有趣的是,很快,我又读到了另一位耶鲁学者的著作——《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盖伊是日耳曼裔的美国学者,作为文化史/思想史家,其选择进入的角度细小而幽微,与布鲁姆的鸿篇巨制相比,此书无疑只能算是“小儿科”。但盖伊从三部小说名著着手,指向的却是一个成功的“批评建构”,即由英、法、德三位名作家狄更斯、福楼拜、托马斯·曼的三部长篇小说《荒凉屋》、《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入手,来探讨文学与历史之间复杂而有趣的纠葛,在文学想象、批评锋芒和历史研究之间搭建起灵动的桥梁,其发掘问题和追踪溯源的能力,也使人向往不已。应该说这部作品已走出单纯的文学批评,而成功地走向了“比较文学史”研究。事实上,正如其夫子自道:“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我要补充一句:“在一位伟大的批评家手上,完美的批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小说。” 曾有论者认为进入21世纪,小说风光将不再呈现。这当然有其立论理由,科技的高度发展,已使人类在可以较以前极大便利提升自己的物质欲望满足的同时,不断地丢失掉精神的愉悦。诚如歌德在19世纪前期就已敏锐意识到的那样:“人类会变得更聪明,更具识别力,但不会更好,更幸福,更有力,或者至少在某些时代如此。我似已预见到某一时刻的来临,上帝不再能从人类身上获得乐趣,那就必然会毁灭一切,求得更生冲创之力。我相信,这一切都已在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日,必将开始又一轮新的恢复冲创之力的时代。但距离那刻肯定仍有漫长的时日,我们依旧可在成千上万的年头里在这块可爱的、古老的土地上享受生活,就像现在这样。”[1828年10月23日谈话, Eckermann Johann Peter Gespr che mit Goethe -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歌德将人类毁灭推为自然之理,当然值得商榷。但从另一个角度,如此斩钉截铁的判断却值得我们反思,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有可能避免“以加速度奔向地狱”?走向内心深处,或许是一条可以资鉴的途径。无论是布鲁姆对“内在互文性”的强调,还是盖伊对“运用精神分析的文化史”的提倡,他们都表现出接受弗洛伊德理论影响很深。其实,心理学的出现与在学术场域中的大规模渗透,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狄尔泰与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师徒关于“精神科学”、“文化科学”之争其根本点亦正在心理学的功用。事实证明,狄尔泰强调心理学作为精神科学基础的立场,确实更加值得重视。而这一思路,落实在文学研究中,则可以更体贴入微地有利于作为人的内心世界的省思,而如何使之大放光芒,端赖于批评家是否有这样的智慧与功力。 应该说,无论是布鲁姆还是盖伊,两者都是非常智慧型的批评家,他们即便积养甚厚,但却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策略选择。这是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布鲁姆是“纵横驰骋”,但善于在宏观叙述中引之以具体文本的描述;盖伊则“由小入大”,长于从细节的分析里引向明确的大问题。这种学养表现在:一是阅读面的“博览辐射”。没有对西方文学的轰炸式阅读与长期积累,很难有此挥洒自如的旁征博引,光看看后面开出的作家名单与经典书目,你就知道布鲁姆涉猎范围之广。但更重要的是,其宏观建构的策略确实行之有效。事实上,任何一个个体,即便是职业研究者,其阅读量终究有限。而若以世界文学为范围,其作品量过于浩瀚,非一人终其一生所能穷尽。一方面要“博览”,另一方面还要“辐射”,即如何达到知识积累的“滚雪球”效应,这就涉及到第二点。二是文学史的“大小意识”。这里的大和小都是相对的,对于世界文学史而言,国族文学史是小;对于断代史、文类史而言,国族文学史是大。就是在我们阅读作品的时候,需要超出一般的“史家意识”。最佳的状态,应是既有自由浏览的乐趣,又兼史家追索的逻辑,后者最好是潜意识呈现的。三是范式型的“单骑千里”。但无论阅读如何有趣,博览如何开心,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批评工作的脚踏实地上来。在批评范式上,我更倾向于采取盖伊的策略,即“打点深入”。选择若干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本,凭借自身的学术修养、艺术感觉,尤其是问题意识,千里走单骑,阐经典而出新意。当然,这样的工作做的扎实深厚了,不妨迈向布鲁姆的宏大建构,必将这样的叙事才更见出“当元帅者”的志向、豪情与勇气。但就我自己而言,有自知之明,目前还只能做盖伊的工作,可以凭借文本细读而开掘新意。

哈罗德·布鲁姆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1930年7月11日出生于纽约,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他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著有《如何读,为什么读》、《小说家与小说》《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等作品。

NYT说,布鲁姆是“最臭名昭著的文学批评家”——的确,他是最不讲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的,称那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和后殖民学者为“憎恨学派”;他的文学世界里等级森严,秩序稳固,一如太阳系中恒星和行星的关系。

当地时间10月14日,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纽黑文的医院去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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