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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史和文学史双重视角中求解
2020-02-10

就双边文学关系而言,中德文学关系的研究确实非常重要,具有典范意义。但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前贤虽已筚路蓝缕,但更有分量的工作仍有待来者。大体而言,关于中国文学的德国影响,学者做了相当大量的工作,尤以德国学者贡献为突出;但德国文学的中国作用,却殊少学人问津。所以,如果就此意义来看,“中德双边文学关系”的建构工作,一直不太成功,总是处于一种“跛足”状态。 从1930年代的《中德文学研究》,到1990年代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中国学界对这一论题的推进,总算没有割断。由于后书洋洋大观,对德国文学接受中国影响做了综述性的史述工作,所以后来者要想推进,就必须沉下心来,做更加细致的个案研究,并由此而发展到专题研究、断代研究等,在这样基础上做出来的“史”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接近“比较文学史”的理想状态。尽管如此,作为几乎同类著作的《中国文学在德国》仍有其方面性的意义。就中国对德国的影响而言,这本书没有质的推进,但其研究模式和方法却显示出某种新颖之处:一是在整体结构上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德国汉学史角度、下篇从德国文学作品角度,分别梳理了中国文学在德国的发展。由于该书从学术史和文学史的角度分别探讨中国文学在德国的接受情况,形成了互为补充的结构;同时作者试图引入“‘异’的解释学研究”,用以建构下半部的文本解读框架。 上篇六章,分别论述四部德国学者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诗歌、小说、戏剧、诗学、20世纪中国文学的德国接受。基本上属于材料的整理叙述,谈不上严格的学术史研究。其实这段涉及德国汉学学科史里很有趣的一段,即他们怎样以异者的目光来进行“中国文学史”叙述的;但这要求作者必须有很明确的“德国汉学学科史”以及“学术史”的意识,至少从撰述情况看,作者尚未选择这样的视角。 下篇七章,其中六章都属于“史实叙述”,即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史前史,17世纪,18世纪,19世纪,19、20世纪之交,20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相比,其出新之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这样的时序推进更清晰,而不再以德国文学史的流派为一个参照标准;二是在第十章中尝试以分类小说来整合“中国影响”,如所提及的讽刺书札、政治小说、道德小说等;三是专列一章“建立一种形象学——‘异’的解释学研究”,表现出理论尝试的努力。但总体来说,这种理论建构属于外来转贩,很难说作者有自家发明的理论创新,虽然他这样归纳:“循着‘异’的思想史发展路线,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形成描绘成这样一个过程,即由作为‘他物’的‘异国’,到‘隐喻’,再到‘异国、隐喻、他者’、再到‘大写的他者’,最后到达‘自我化’。”那么,我要再接着追问一句,21世纪如何呢? 所以,此著有些“名实不符”,题名为“中国文学在德国”,但实际上下编讨论的都是“德国文学对中国的接受”,基本未出卫氏论述范围,好在理论上是有尝新意识的。但其贡献还在于“学术史”视角的提出,对于中国文学这样的命题,它首先有个学术史变迁过程,即在德国汉学学科内的变迁;而这种小众知识精英的认知,却又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文化、学术乃至大众层面的中国认知。所以,这其间需要一个“构建桥梁”的工作,但此书显然没有仔细论及。像卫礼贤这样的人物,经由他的论述与德译,中国文化经典开始对日耳曼知识精英产生了非常之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思想史与文化交流史的绝佳命题。 我觉得另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就是我们虽然研究的是中德文学关系,但不能仅关注这种狭隘的双边文学关系,而应将其尽可能纳入到历史语境中的“多边文学关系史”里去。尤其是相对为主体的那个对象国。在此,就是应以德国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如果回复到德国文学史/思想史的语境中,中国所占的分量是很小的。虽然歌德、席勒他们都很重视,但如果比较一下他们对其他文学的态度,就看得更清楚了。歌德就非常清楚地表述过:“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人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这段1827年1月31日的谈话,表明了晚年歌德的基本思路,其强调“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举希腊为理想楷模,而将包括日耳曼民族史诗《尼伯龙人之歌》亦排斥在外,中国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这一思路,在歌德其实由来颇久,1822年时,他对中国文化有这样一段评价,在他心目中,“中国、印度与埃及的古学,不过是新奇的事物而已;如我们自己或世界能熟悉它们,自然也不错,但对于我们道德及美学上的教育贡献不大。”而他推崇的则是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学:“罗马及希腊文学的研究也许将永远为我们高级教育的基础。”甚至要求“首先学习古代希腊人的东西,永远学习希腊人”。不仅如此,歌德对阿拉伯、印度文化的重视和接触,一点都不比中国少。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考察中国文学在德国的接受,才能更加体贴入微;否则很难不陷入到自我感觉良好的陷阱中去。在这个方面,此书的表现要胜于卫著。著者意识到:“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德国思想史的一个想象性结晶,它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有心理学的,有哲学认识论的,甚至还有宗教观念问题。要想对它做出比较完满的解释,必须结合一切与之相关的学科,作综合研究。”表述相当好,但察其实际,至少没有在该书撰作中得以落实。最多只能算是提纲挈领,提供了进入此领域的门径。后来者按图索骥,大可在具体的研究问题上展示自己的眼光、功力与智慧。而国外学者对中德文化关系的研究,往往可以成为他山之石,值得我们给予充分关注。这其中,包括德国学者汉学家如德博、罗梅君等,也包括其他如法国学者杜乐瑞、何弗兹等。“开我视阈、增我见地、虚我胸怀、博大能容”,这是吾辈治学应该追求的境界。 当然,如果苛求些的话,此书既无“导论”,又无“结语”;甚至也没有参考文献与索引。实在是有些不符合学术著述的体例,更重要的是让后人难以方便检索利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无疑更具学术使用价值。编后记:按照本刊的一惯原则,本刊登载书评以及相关评论文章之图书应皆为半年内出版的新书,但本文所评论的图书有几年前出版的旧书,有的甚至是上个世纪出版的老书,本刊之所以刊登这样一篇评论文章,旨在抛砖引玉,起到提出问题的作用。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就双边文学关系而言,中德文学关系的研究确实非常重要,具有典范意义。但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前贤虽已筚路蓝缕,但更有分量的工作仍有待来者。”本刊特发此文,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方家能够关注并研究从事“中德双边文学关系”的建构工作。

一 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比较文学传统。从跨学科或阐发研究角度看,王国维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阐释《红楼梦》的尝试,就对我国后来的中外比较文学研究具有示范意义。此后,宗白华、郭沫若等人对歌德的研究,特别是陈铨对中德文学关系的研究,都堪称早期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近期较有影响的则有杨武能对歌德与中国相互关系的研究,卫茂平关于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的研究等等,张玉书关于海涅与中国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德国某某与中国某某”、“德国某某在中国”之类的论文。现在的问题是:这类研究在我国德语文学界为数不多,且其中不少往往是为应付各种讨论会的“急就章”,远未形成气候,与国内英、俄、法、日等语种比较文学的兴旺情景不可同日而语。 综观近10年来国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德语文学研究论文,虽在数量和质量上与90年代以前相比有了很大提高,但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角度看,其中大多数仍停留在传统的外国文学研究老路上,主要以译介、评述或者单纯的作家、作品或流派研究为重点,鲜见自觉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者,因而从整体上呈现以下两大缺憾: 1.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德语文学的宝贵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与利用。 从研究对象看,近百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一直局限于为数不多的一些作家,仅集中于莱辛、歌德、席勒、海涅等屈指可数的几位经典作家;19世纪的众多作家中只偶尔有人论及施笃姆、冯塔纳等。20世纪上半叶的作家除茨威格、里尔克外,卡夫卡在中国影响最大,可惜人们几乎忘记了他是德语作家,因为关于他的研究往往来自国内英美文学界或中国文学界。二战前后的作家最受重视的是托马斯·曼、黑塞和主要受戏剧界关注的布莱希特,但这些作家却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的总体性研究。虽然偶尔有人论及原本不应被遗忘的重要作家如霍夫曼、施塔尔、施尼茨勒和策兰等等,但是有关文字往往出自其中译者之手,且大都属于零敲碎打式的评介。此外,德语诗歌资源虽然异常丰富,但人们对之却不很重视,除林克有所涉猎,极少有人论及。 从比较诗学来看,国内德语文学界的最弱项乃是对德国文论与诗学的研究。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纵览国内影响较大的一些西方文论教材和专著,不难发现,20世纪西方文论名家有半数以上是德国人,可我们的德语文学研究者中,却几乎没有人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2.国内德语文学研究者普遍缺乏跨学科研究的意识,鲜见有将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者。众所周知,或直接或间接,文学与哲学、宗教、美学、心理学、社会学、音乐以及造型艺术等学科或艺术门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诗人与哲人之国的德国思想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而德语文学本身具有思想先行的特点。因而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看,对德语文学做跨学科研究本来大有可为,但我们却几乎无所作为。

二 从比较文学的视角考察,我国中德比较文学研究之所以出现这种滞后局面,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1.外因:德国自身的比较文学研究相对落后。 尽管自康德以来,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不少德国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为现代西方文论,从而也间接地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而且从莱辛、赫尔德、歌德、施莱格尔开始,德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就没有中断过;可从国际影响和研究实绩上看,与法美两国相比,甚至同后起的中国相比,德语国家的比较文学是相对落后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热闹讲坛上,很少能听到德国人的声音;国内一些比较文学文集或译文集中,也罕见德国学者的文章。这种情况显然与德国文学和德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不相称,至少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也必然对我国德语文学研究者产生相应影响。 2.内因:国内德语文学研究者大都缺乏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缺乏比较文学学科所特有和必须的跨越性视野和开放姿态。 除了上述研究视野的局限,此处顺便列举两个颇具象征性的“组织人事”方面的事实,或许能够从侧面说明问题:其一,在人数众多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理事会名单中,以德语文学研究为专业的理事只有杨武能和卫茂平两位,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甚至仅杨一人。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德语文学研究专家和学者没有进入比较文学界,从而整个德语文学界有意无意地与国内乃至国际蒸蒸日上的比较文学研究拉开了距离。其二,其他语种的同行都成立了自己的比较文学组织——即隶属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相应分会,惟德语文学界至今没有此类组织。如此看似偶然和无关紧要的现象,不管具体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在客观上都必然对学术研究乃至德语文学教学产生不利影响。 要言之,我国的德语文学研究在方法上亟待革新,急需引入和树立比较文学的观念、意识和理论。即使前面提及的一些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研究,相当一部分也仍然停留在一般性评价和就事论事的水平上,缺乏比较文学研究所必须的多维视野和深度。因此,就方法论来讲,国内德语文学界很有必要向其他语种搞比较文学研究的同仁学习,全面引进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以此作为指导,推动德语文学研究或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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