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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中国进一步改革阻力源于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
202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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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樊纲:中国进一步改革阻力源于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奥运会结束之后,不论是高层、还是学界,注意力迅速转回国内,着手认真地应对复杂的经济问题,以及更重要的,回到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成败得失的思考上,希望通过这种反思,回答一个问题:三十年之后,中国下一步应当如何变革,才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支持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社会长治久安的制度框架?近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省人文学会在北京召开“市场化三十年”论坛,长期关注、甚至参与各个领域改革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包括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秦晖、周其仁、樊刚、张维迎等知名学者。因而,这个会议是观察学界未来关注点的风向标。与会者一致承认,三十年来,中国各个领域的规则、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举其大者如:私人产权获得一定程度保护,公有经济迅速缩小,私人企业逐渐发育以至于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制度变化释放出企业家的创造性,由此导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私人财富与政府财政收入以较高速度增长。与会者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一增长奇迹。专程参加这次会议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以这种增长为依据,断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是,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所有大陆学者一致认为张五常看法过于乐观。与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过去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未必能够持续。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其根源不完全是周期性因素,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因素。如果视野超出经济领域,不是只看财富,而是观察社会、政治领域,则会发现,问题更为复杂而繁难。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承认,过去三十年间,人们在各个领域的自由有所扩张,广泛的权利获得政府的尊重和保障,社会自我治理范围不断扩展,文化、精神的自主性不断强化,法律与司法体系趋向完善,政治参与的渠道也日益增加。但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是:相对于经济领域,这些领域的变革尚不够完整。也正是因为政治、社会领域改革的滞后,初步发育的市场遭遇了扭曲。比如,政府部门过度卷入经济活动中,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导致政府成为利益当事人,商业纠纷转化为官民冲突。“双轨制”使得官员和接近官员的商人大规模进行“寻租”,腐败现象在政府、商界乃至全社会蔓延。权力介入经济过程形成秦晖教授所说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其经济社会后果则是较严重的贫富分化。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教授扎实的数据表明,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正是这些现象,曾经引发了2004年到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贫富分化”“看病贵”“上学难”“住房难”。很多人不加分析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归咎于“改革”本身。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所做的未加深思熟虑的辩解,也没有使公众释怀。在“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再只是向后看,拿今天中国的富裕与三十年前的贫困相比而沾沾自喜;相反,更多的人向前看,思考中国还需要那些制度变革。学者们普遍相信,惟有通过进一步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革,才能够完善市场,进而使中国社会继续良性转型的进程。学者们提出的策略包括,减少政府部门控制资源的权力;严格限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应当谨守自己的本分,不能充当公司,不能利用权力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改革财政预算制度,给公众以更畅通的财政民主参与渠道。江平教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人权同样也是硬道理。总而言之,与会学者都同意吴敬琏的说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改革,完善宪政的制度框架。也就是说,中国要保持稳定增长就必须完善市场制度;要实现社会繁荣,就必须建立某种程度的普遍福利制度。但是,满足民众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却必须依靠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我们认为,惟有法治能够保障市场之正常运转,惟有民主能够保障民众的政治权利,确保政府服务于民众,政府财政收入按照民众的意愿花销。惟有致力于完善法治、民主制度,方能有效地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种种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精神问题。然而,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这是困扰每一位与会者的问题。樊纲在自己的转轨经济学框架中,将变革的阻力归结于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两大因素,这两者也经常混杂在一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最重要的是,假如社会不能形成进一步改革的政治意志,则一切无从谈起。(编辑:英臻)

进入专题: 华尔街风暴  

《中国2012》是一本由吴敬琏 / 秦晖 / 胡德平 / 陈志武 / 谢国忠 / 胡舒立著作,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吴敬琏 (进入专栏)  

《中国2012》读后感: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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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会议纪要拿来出版,说明与会的人很牛,说明组织者很牛。

  

没多少新意。大家说得很多了,但没多大用途好象。

  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

就象饭局、敬酒。大多数人都很费时费力的饭局,敬来敬去的酒席,但又没有饭局就不踏实,敬来敬去的欲罢不能。

  特约记者 马国川 发自北京

《中国2012》读后感:对于经济学爱好者而言,这是本好书!!!

  

嗯,这是本好书。

  “在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可能独善其身吗?”

说实话,目前应该还没有一本书能够像《中国2012》这样,对经济运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归纳、整理。

  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国内一些研究者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的经济出了大问题,中国可以在“西方的崩溃”中崛起了。日前,在《时代周报》独家专访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直斥为“非常浅薄的见识”。

在书里,我了解到,地方政府所遇到的困境有2,一是地方债务,二是土地财政。。。

  吴敬琏重申中国要“强生健体,自求多福”。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短期内,要采取短期措施尽量稳定经济。目前的货币总量肯定不能放松;放活机制,可以重新拿出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而根本性的措施则是,改变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动政府自身改革,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

嗯,后面的我不记得了,回去翻翻笔记,在把这篇书评补上吧

  

《中国2012》读后感:本书就是个会议纪要

  危机还没发生,我们已出问题

当初买这本书就是想看几位比较感兴趣的经济学家的文章,别的人几乎不知道在讲什么,可能是我口味比较挑剔,因为是财新组织的一次论坛,好多学者感觉都是有话不敢说的样子,也有可能是编辑是把敏感的内容删掉了,总之读起来有些隔靴搔痒的意思。书的副标题寻找真实的增长,反正读下来是没感觉到,即使是很宏观的东西,也应该是有所指向。每人一篇文章各抒己见,没事读读打发时间,培养培养经济感觉还是有些用的。

  

《中国2012》读后感:不止是会议纪要,还拼了一些以前的专题

  时代周报:现在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且正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您如何看待这场危机?

是杂志办的年度论坛发言结集,也有杂志做的专题(如东欧转型20周年报告的圆桌座谈)、专访。这种书,主题和嘉宾就十分重要,决定了其价值。

  吴敬琏: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逐渐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由于美元储蓄率太低,美国为了维护经济运转,就大量发行美元,以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美国居民很高的生活水平。这些美元是以硬通货的形式遍布到了全球各个范围,这形成了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一个个小窟窿。在抛离黄金体系的情况下,美国货币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对应的财富泡沫也就因此形成,当泡沫破裂时,经济危机也就产生了。

本书有吴敬琏这样的政经通吃的大家,有胡德平、秦晖、竹立家这样的宪政派,有刘煜辉这样的技术流,也有谢国忠这样的大炮,总之是功底与话题兼备,何况还有当时还没调任现职的树清主席。

  实际上,全球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国外学者关于世界金融系统出了大问题的议论,我至少听了10年。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一直运用大量发行美元的办法来支撑美国的繁荣。格林斯潘曾承认耶鲁大学席勒教授的说法,把这种繁荣概括为“非理性繁荣”。今年之前,网络泡沫的破裂已经是一次提前的预演,次贷危机是有大毛病的金融体系的一次爆发。

在我看来,印象最深的一篇还是吴敬琏的专访,印象最深的妙语则来自秦晖:美国的“高消费”越来越病态,而中国的“高增长”也越来越畸形。

  

由于不少内容结集自杂志已有内容,所以本书的很多文章在网上都能搜到,可能在网上看到的时候大家并没有那么在意而已。

  时代周报:面对这场金融危机,国内一些人却幸灾乐祸。在他们看来,美国的经济出了大问题是一个好事,中国终于可以在“西方的崩溃”中崛起了。

《中国2012》读后感:改革还得再进行一百年

  吴敬琏:这是非常浅薄的见识。在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可能独善其身吗?

由于之前看过激荡30年,主要讲了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的改革历程,从当时第一个万元户的产生到08年举办奥运会时N多亿万富翁的变化,从海尔的质量第一并且成为世界五百强,到长虹一味追求增加市场份额采用低成本策略导致最后危机四起,每年都有一件大事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走势。读完本书后对吴敬琏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因为他说的那句话:“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而所有的改革开放的基础无疑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多关注下政改以及经济改革对于每个人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这场金融危机必然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其实在他们还没有发生危机时,我们已经出问题了。现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一些经济重镇,中小企业生存相当困难,宏观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和东亚的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采取了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让本国货币价格很低。同时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从而推动出口,限制进口。到了1994年外汇改革,人民币深度贬值,这时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与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这种政策都无一例外获得成功。但十年二十年后,这些国家都面临一个大问题——外汇结余大幅度增加,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增加,贸易摩擦加大。到了2006年的12月,我们的外汇储备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为了防止自己国内货币升值过快,我们就需要收购外汇,另一方面,央行还要发行货币来平衡这部分外汇。最近几年,央行发了8万亿的货币,对应产生40万亿的购买力和19万亿的GDP,货币供应过剩,就导致了三种情况,一是资产价格上升,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大幅上涨;二是CPI上升,通货膨胀;三是二者兼而有之。2003年以后,经济过热让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提高准备金率来回笼货币。这种情况东亚很多国家都碰到了。日本1986年资产泛滥,房价、股价大幅上升,1990年崩盘后18年来一直没起来。中国台湾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首先声明一下,我接下来会总结一下读了这本书的一些收获,纯属个人为了温故知新,各位不喜勿看,欢迎理性指教和探讨,免喷,切莫对我这一经济学文盲装逼。